Posted in Boukman, C.L.R. James, Le Cap, San Domingo Revolution, Toussaint L’Ouverture, Voodoo, 历史, 杜桑•卢维图尔, 海地革命, 雅各宾党 on July 26, 2007 | Leave a Comment »
我觉得老一辈黑人历史学家C.L.R. James的学养和文笔是第一流的。他笔下的历史如同古典戏剧一样壮美。不仅如此，在历史舞台上他描绘的主角再也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愚昧落后”、饱受非人待遇的黑奴。他的文笔是古典的，他的洞察力是现代的。两相结合，使得他的风格超越了塔西佗 (Gaius Cornelius Tacitus, 55?-117? ) 和吉朋 (Edward Gibbon, 1737-1794) 曾经建立的史学典范。 对他来说，殖民地的黑人为人类创造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新解放史；貌似高贵实则残暴的殖民者不配在历史中享受尊严。
C.L.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85-87.
Eh! Eh! Bomba! Heu! Heu!
Canga, bafio té!
Canga, mouné de lé !
[...]
Posted in Journey to the West, Monkey Sun, Shanghai, “Foreign Miles”, 保路, 八戒, 十里洋场, 孙行者, 恶搞, 晚清, 维新, 西游 on July 24, 2007 | Leave a Comment »
（颐和园长廊上的彩绘。图片寻自 Wikipedia）
（摘自晚清的一部“恶搞”《西游》，离现在将近一百年了。）
沙僧只顾看着字说着话，行者听了依旧一点不懂。忽然迎面来了一个僧人，面眼漆黑，身材短小，手内也携着一卷纸，见了沙僧，打了一个问讯，授了一张给沙僧。沙僧连忙拿了起来便看。行者隐在后边也偷看时，只见上面写着道：
谨启者，现在苏、浙铁路问题十分吃紧，各界中人屡次开会演说，集股拒款。某等身虽方外，义属同胞，安能漠然坐视，忍使干净土地，沦为异域。爰发起僧界保路会，定于某日某时，在某地集会，共商办法，同解慈囊。凡我信徒，共移莲步。此布。
行者明白道：“原来他们也为着铁路的事，只是这上边甚有难懂的，什么叫做‘各界’?又什么叫做‘同胞’？那‘各界 ’的‘界’字，不知是怎样解释，大概便是‘大千世界’的‘界’字了。我想同是人类，如何分起界限来？既分了界限，如何又叫做同胞？这两句话不是相撞的吗？”又想道：“莫管他，莫管他。我且看看他们两人说些什么。”只见沙僧看完了字，先开口道：“我们既是维新之辈，自应结个团体，也好发些热力，聊尽国民 一分子之义务。”行者暗笑道：“沙僧痴了，他是个出家人，如何好说出这样的话来。”又听那个黑眼僧人答道：“不错，不错。老师父究竟是个特别改良时事维新 的和尚。”沙僧谦逊了一回。那黑眼僧人又道：“如今我们怎地做起？”
沙僧还未答应，只见旁边走过了一个贼头贼脑的和尚，并不说话，只立在旁边听那沙僧和黑眼僧人说话。那黑眼僧人见了，便也不响了。等了一 歇，那贼头贼脑的和尚听不着话，又转向别处去了。黑眼和尚才轻轻地对沙僧说道：“师父，你知道这个人吗？”沙僧道：“他不也是个僧人？”黑眼僧人道：“不 是，他是官府派来的侦探，专一探听人家的事的。我们须要小心点儿。”沙僧道：“正是。”
行者一听那贼头贼脑的和尚，是个官府派来探事的人，心中想：“他是探事，不知怎样探法，可有老孙三探金山兜洞的本领么？我且跟了他去看 看。”想罢，便撇了沙僧等，便转身来暗跟着那贼头贼脑的和尚。只见那贼头贼脑的和尚，早已走至一间静僻的房内，进了房，将门关上。行者想要跟进去时，早已 不能进去。行者着急，连忙用了一个变身法，将要变了虫蚁从门缝里挨进去张看。忽然听得那门“呀”的一声，门内早走出了一个人来，不是和尚，却是一个西装的 人。行者一想：“这西装的人，不知和那和尚在房里商量什么？”待西装的人走过后，忙向房内一看，只见房内空洞洞的并无一人，那和尚不知那里去了。便想道： “好诧异，好诧异。不料现在世上人多学会了老孙的七十二变了。”连忙回了出来，来追西装的人。细细一看，果然便是方才那个和尚，别的都没有变，不过变了一 身的衣服。行者暗笑道：“什么侦探，只买了两身衣服，一时儿僧人，一时儿洋人。便是老猪初来上海时一流的人物罢了。”因道：“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能有几 变？他是侦探，我且做个侦探的侦探。”正要跟着那侦探走，只见那侦探早已立定了，见了一个油头少年正和他说话。行者连忙挨近身后，听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得 二人正窃窃私议，议论园中来往的人。那侦探说道：“这个场所来往上海的人，没一个不来临临场面的。”行者在后边暗笑道：“不料我今日也到这里来临场面 了。”又听他接下说道：“所以我们须要留心分别着他们，看看我们眼光如何。”油头少年点头道：“是。”行者在后边也暗暗喜欢道：“我初来这里，原也要请教请教这里的人物。”遂更留心听着他们的议论。
正在此时，恰巧有一个人踱了过来，低矮身材，头颅甚大。那侦探道：“我想这个必然不是好人。”油头少年忙问：“何故？”侦探道：“我听说头大的人必然聪明。现在种种的事，都是那聪明人闹出来的。所以我说他不是好人。”行者道：“啊呀！这里的人如何不许人头大？”头大的人过后，忽后面又来了 一个瘦长汉子，头却不大，两腿甚长。那侦探又说道：“我想这又不是一个好人。”油头少年又问：“何故不是好人？”侦探道：“现在他们到处运动开会、劝股， 都是他们这些长腿的人干的。”行者在后又“啊呀”道：“怎么他又不许人家长腿？”长腿的人走过后，后面又来了一人不长不短。行者道：“这个人想是好人了。”只听那侦探却说道：“我想这个人也不是个好人。”行者几欲问出口来，问他何故又不是好人。只听他自己先解释道：“你看他的嘴这样阔，想来便是到处演说的人。”行者又大诧道：“如何这里的人，又不许人阔嘴？”大嘴的人过后，又来了一人，不但不长不矮，而且头也不大，口也不阔了。那侦探却依然说道：“我 想这个人又不是个好人。你看他身上着得如此光鲜，家里必然有钱。这次认股的，必然都是他们有钱人。”有钱人过后，接着恰巧又来了一个穷人，衣服褴褛，几同乞丐一般。那侦探又说道：“我想这人不是个好人。我听说杭州的乞丐，都要拒款了。这个人想来便是他们的党羽。”行者一听失声道：“啊呀！可怕，可怕！这里 的人如何这般难做，矮又矮不得，长又长不得，头又大不得，口又阔不得，富又富不得，穷又穷不得。照此说来，怎样才是好人呢我想要有好人，除非将这许多人死 了一个干净。”连忙伸出头来，对着他们两人一看，悟道：“原来他们自己都是尖头尖脑的人。”连忙跳了出来，叫道：“好人在此，好人在此。”
两人一见他跳了出来，不觉一惊，连忙问他何事。他说道：“你看我却和你们一样，头尖嘴尖，不长不矮，说我富时一钱没有，说我穷时却又不是乞丐。你们想我必然是个好人无疑了。”两人一看，真的是个伶伶俐俐的人，心中甚是欢喜。问道：“你是那里人，姓甚名谁？”行者答道：“平生浪迹天涯，往来无定。”两人道：“甚好，甚好。真是我们的同类。”又道：“请教尊姓？”行者道：“老孙真姓孙，有时也姓袁，有时也姓侯。”两人道：“真好，真好。我辈中人本来没有定姓的，那姓自然愈多愈好。”两人又道：“尊名何字？”行者道：“我名却没有，只有一个别号叫做悟空。”两人道：“这更好了，我辈中人自然愈空愈好。你能领悟到空处，想必善于探事的了。你不如跟了我们做事罢。”
。。。。。。
那黑眼僧人又开口道：“我们既然要结团，须先立了一个会，然后好有机关。”沙僧道：“那会叫 做什么名字？”八戒想了半晌，才说道：“叫做‘和尚保路会’可好？”沙僧道：“我们做和尚的，本宜深居山洞，朝夕诵经，要路何用？而且就是要出门，也可腾飞驾雾起在空中，用不着这种路。所以我想不要叫做保路会，叫做拒款会罢。好在我们做和尚的，本来用不着什么款。”那黑眼僧人道：“不可，不可。这个名字我 看也使不得。现在的和尚却比不得从前腾云驾雾的，自然道行浅薄，无此法力了。山洞诵经，又不肯如此修养。而且在此上海，每日又须出外应酬，全可弄些进款才可敷衍。你说拒款，岂非害尽了我们。我看也不要叫做保路会，也不要叫做拒款会，叫做路股会罢。”八戒一听“路股”两字，几乎将头摇得下来，连忙说道：“ 不好，不好！我们这个会万万叫不得路股会。倘然叫了路股会后，一时集不得路股，岂非有名无实。而且再有一层，我们做和尚的立了这会以后，各种事情都有关 系，倘然叫定了路股会，不是别的事情都不能做了么？未免界限太隘。”两人都道：“不错，不错。”那黑眼僧人便道：“那么，这样说来，我们 不如便叫做协会。”因指着沙僧和八戒两人道：“好在我们现在正是三人，‘协’字的意义，便是三人出力。”八戒道：“这也不好，我们这个会，岂是限于我们三 人，须要出家人大家出力方有力量。若叫协会，只有三个人出力，还算什么会呢？”沙僧道：“那么，不如叫做公会罢。‘公’字便是大家出力的意思。”八戒道： “也不好，这‘公’字面子上虽是大公无我的公，暗底下却还有个某公某公的公字。我们出家人称不得某公了，怎么好叫公会？据我看来，这会的名字不必这样的花言巧语了，索性一老一实叫做和尚会罢。和尚是我们行业，会是我们的事业。”那个黑眼僧人又反对道：“不可，不可。我们结团体，总须结得阔大。出家人不是只 有我们和尚，而且现在做事，万万不可不联络女界。倘然叫了和尚会，难道便弃绝那般尼姑不成？”八戒欣然道：“是也，是也。那么叫做什么会的好呢？”黑眼僧人道：“我看‘和尚’两字不如改了个‘僧’字罢。僧便是和尚，和尚便是僧，于猪兄的意思也不相背。那些尼姑，也可混在里面，叫做女僧却又与和尚二字不 同。”八戒又反对道：“不可，那个‘僧’字我是最恨的。我们虽然出了家，依旧也还是个人，那个‘僧’字，却叫曾人，似乎曾做过了人，现在已经不是人了。那是俗家人骂我（们）的字，我们自己如何再好用他！”黑眼僧人不悦道：“如此说来说去，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能，开个会有这样难的。猪兄，我看你想了一个 罢。”
八戒摇着头儿想了半晌，忽然跳了起来，叫道：“我有个好名字在这里了，你们大家听听。”两人忙问什么，八戒道：“便是人人说的叫做‘再会 ’。”两人不懂，问他：“那个再会？”八戒道：“你们好呆，便是‘明日再会’的‘再会’。”两人于是拍手赞成道：“好，好，再会，再会。”沙僧和黑眼僧人立起身来，向外便走。八戒连忙叫住道：“怎么，你们都要走了？”沙僧道：“你说再会，我们如何不走？”八戒道：“你们休得取笑，再会便是会的名字。我看见 近来开会，每每互相争论，刺刺不休，及至时候已到，只得下次再谈。所以我想这‘再会’两字，取做会名是最好的。”那黑眼僧人道：“我看会的名字，再也弄不清楚了。现在暂且搁下，先议别的事情罢。”
。。。。。。
Posted in Erik Erikson, Identity, Life Cycle, 个性塑造, 焦虑 on July 16, 2007 | 1 Comment »
Erik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0), 105-107.
(《个性塑造与人生的诸阶段》，纽约：诺顿出版公司，1980。)
…
Increasing numbers of us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child and even a baby—perhaps even the fetus—sensitively reflect the quality of the milieu in which they grow up. Children feel the tensions, insecurities, and rages of their [...]
Posted in Jean Piaget, Realism, 让·皮亚杰 on July 15, 2007 | Leave a Comment »
Jean Piaget,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7), 35. （让·皮亚杰，《儿童对外部世界的观念形成》）
Objectivity consists in so fully realizing the countless intrusions of the self in everyday thought and the countless illusions which result—illusions of sense, language, point view, value, etc.—that the preliminary step to every judgment is the effort to exclude [...]
Posted in Late Qing, 《小说月报》, 《读书》杂志, 上海, 他者, 半殖民, 名片, 外国人, 官场, 恩公, 支那旅行记, 晚清, 狎客, 话语 on July 3, 2007 | Leave a Comment »
本期《读书》杂志 （2007年7月）登出了我的这篇文章。全文如下，欢迎学者及同好指正。
晚清的“支那旅行记”
王敦
“支那旅行记”三千字左右，刊在1910年第3期《小说月报》上，文言自述体，不具作者姓名。主人公以“余”自称，说是英国人，学了十年中文，之后周游中国，故事因此得名。
“余”中学毕业，适逢英国创立“支那文学堂”。考取之后，跟随“支那北京通儒”从蒙学入手，循序渐进，经过十年苦读，已精通制帖试艺。故事开始的时候，“余”以“最优等”毕业。可是，毕业典礼上这一刻即标志着打击的开始：好不容易学来的中文，竟在应用中连连碰壁。
在毕业典礼上，“余”基本上听不懂支那钦使的话。与中国随员交谈，也是“茫然不辩为何语” 。比如，武官是合肥人，一张嘴则“有声如鸮出自彼之舌底”。“余”记起孟子说的“引而置之庄岳之间”，觉得“欲学其语，固非躬致其地不可”，遂有东游“支那”之志。“余”先去香港，然后辗转至上海。一路之上，“余”益发领略了 “支那文”的复杂性。和形形色色的“支那人”交谈，皆互相不知所云。中国之博大，语言之复杂，可比孟子时代的一个“齐语”难懂多了。“余”听香港人说话，觉得“其声如击柝”。“余”说的“支那话”，却被讥为“外江话”。此处有一行小字批注：“粤中俗人不辨他省之名。称无论何省，均谓之外江”。上海话听起来像“山鸟之鉤輈”。湖南籍的官员说话“声如镗鞳，一字不可辨”。总之是“不通如故”，“不觉怅然。深悔前此之虚掷光阴矣”。辛辛苦苦积攒来的“支那”语资本不能带来收益。掌握“支那”语的那一天被推延，希望变成了沮丧。
方言和语音方面的障碍终究还是可以解决的。一日“余”经一个“文人”朋友点拨，方才醒悟自己有“操官音”和“掉文”的毛病，难怪所到之处没有人能听懂“余”说的话。听得懂官音的人，也未必能领会“余”的文言表达方式。彻悟之后，“余”可就有长进了。他混迹于上海的官场洋场，对中国的人情世故越来越熟。这才跨越了语音、语义层面的障碍，深入到了语用层面。他发现在实际应用中，文言与俗语远非壁垒分明的关系。具体的选用，都取决于场合、亲疏，和社会阶层。
“余”能够取得进步，第一要感谢“支那”的官员，第二要感谢官员身边的妓女。主人公在“支那文学院”里学来的，是文人士大夫经营“道德文章”所必备的“高等语言”。然而，他认识的士大夫却喜欢和“下流”的妓女说上海俗话，整天混在一起。官僚与妓女，两者的“社会用语”水乳交融，二者的社会存在也是相濡以沫。“余”就是从官员和妓女那里学舌开始来领会中文的妙处。只是他还说不太好，该“文”的时候不够文，该“俗”的时候又太文，闹出很多笑话。可能他还需要经历一个和“十年寒窗”同样漫长的“灯红酒绿”，才能掌握语言的得体和微妙。
在与“支那”官员的交往中，“余”每每惊诧于他们投来的“名刺”（旧时中国官场和商人使用的“名片”），“其色红，巨盈尺，字若鹅卵”，为“世界所仅见，亦余游支那之纪念品也” 。然而，中国官员之间并不交换这样的巨物。这种独特的名刺是中国“官府特制以投外国人者”。为什么会是这样？“余”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赴约“燕于妓家”，客人没有全来齐的时候，“余”无意在妓女的妆阁中“忽睹一巨大之名刺”，好象是中国官员之“投我者”。问之，得知“上海妓者，所用名刺皆似此，所以投狎客者”。官员给洋人准备的名片，竟然与妓女为狎客准备的一模一样！“余”不禁莞尔，“盖支那官之待吾辈如妓女之待狎客。即谓吾辈为支那官之狎客可也”。一语道出半殖民地中国的官儿与洋人的本质关系。名片做得大些，鲜亮些，是为了给“恩公”难忘的印象，长相思，莫相忘。
作为旅行在中国语言文化里的外国人，难免会有不习惯的时候。遗憾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因为想不通一件事，就再也不学中文了。事情的起因甚微。“余”看到一个妓女“面目尚娟好而施脂甚红”，不由得想恭维之。然而，因为没有掌握好措辞的褒贬，“余”把妓女的粉面描述为“猢狲屁股”。妓女骂“余”：“你格杀千刀断命外国人”。第二天“余”斥责一个中国侍者时，回想起了这句骂人话，便也借用来骂道：“你格杀千刀断命外国人”。侍者不惧反笑。“余”不解。文人朋友又解释给“余”说，“子自外国人，而称彼为外国人，彼乌得不笑”。
没想到，俩人对“外国人”这个词的理解，也就是说到底谁应该被“杀千刀”，产生了严重的歧义。对于“余”来说，“所谓外国者，我国之外之国也”。所以，“余英国人，称彼支那人，宁不可谓外国人耶”。中士朋友万万不同意，说道“吾等自是中国人。支那者，汝外国人之强以称我者耳”。他们反复论辩，互不相让。对中士来说：“自古皆分中外。不闻有指中国为外国者也”。——这是在中国土地上固有的规矩。不管“你”来自何方，但凡在我这儿说我的话，就必须遵守我这儿的规矩。来自英国的“余”甚为不悦，坚持认为既然对“余”来说所有中国人都算是外国人，“余”自然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文骂中国人是“杀千刀断命外国人”。就因为这场争执，“余”对学习“支那文”彻底失望了：“嗟夫。支那人之语言，如是其难解也。余从此更不欲学之矣”。学语言正是这个地方最难学，语音、语意都还尚可，唯独他人语言里给自己预留好的“他者”位置，让“余”不甘心接受，让“余”放弃。
妓女泼辣直率，一针见血地骂洋人“杀千刀断命”，比官员刚性得多；因为妓女需要取媚的是官员，却不用顾忌洋人的脸色。而恰恰这一句激愤之语，显示语言的暴力所在，正是民族、文化冲突的前沿。这篇小说题为〈支那旅行记〉，笔者觉得应该叫做〈“支那语”旅行记〉似更贴切。“余”在中国斑驳的语言领地里穿行。行程的记录，就是想象中那一连串的语言误用与冲突。
小说结尾，不知是出于编者还是拟想的译者之手，又加了个评语，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解构”中外之别，说那就如同是“若合世界之大。仅得中国外国两地也”。评者认为，如此的狭隘眼光，与粤人称别省为“外江”，不啻“五十步笑百步耳”。其实，同样的揶揄，也可以转送给那位努力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从粤人到英国的“余”再到“余”的中国朋友，谁也无法超越自己的局限。由此也联想到一百年来，中国人在西方话语里的处境。面对早已为自己预留好的的“他者”位置，那份不平与无奈，与小说里来自英国的“余”的感受，该差不多吧？
草成此文不久，看到吴趼人主编的《月月小说》第四号（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才知道对“支那”官场和欢场的名片，在“余”之先，早有“非支那人”发表观感。观感见于“俏皮话”栏目，是一位无名的“支那人”转述其“西友”的话：
大字名片
外国人之名片。大仅一二寸许。中国人之名片。大至五六寸。而官场中与外国人交涉往来之名片。则又加大。且字大如拳。不知是何命意。上海各歌妓之名片。亦崇尚大字。几满纸柬。有西友至某妓处小坐。谈笑之顷。观见其名片。不禁诧曰。汝等之名片。何以亦是大字。妓曰。此备以请客人之用者。西友叹曰。原来汝等待客人。就如同官场待我辈一般。
© Copyright by Dun Wang (王敦).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拥有者：Dun Wang (王敦)。
Posted in Coffee, Kant, Pantheon Books, Protestant Ethic, Wolfgang Schivelbusch, middle-class, rationality on July 3, 2007 | Leave a Comment »
Wolfgang Schivelbusch, Tastes of Paradise: A Social History of Spices, Stimulants, and Intoxicant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2).
…
Until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ffee remained a curiosity for Europeans, mentioned in accounts of journeys to the exotic lands of the Orient. They could not imagine consuming a hot, black, bitter-tasting drink–much less with pleasure. It remind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