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沦无底，或达仙乡“

严复（1853-1921）译述《天演论》，收自《严译名著丛刊（第一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T.H.HuxIey, “Evolution and Ethics” in CE 9: 46-116. “Evolution and Ethics: Prolegomena” in CE 9:1-43. [CE--Collected Essays (London: 1893-94).]
Alfred Tennyson, Ulysses

经我的导师 Andrew Jones 指点，才发现 Alfred Tennyson 的诗句出现在赫胥黎的原文与严复的译文的结尾。赫胥黎原文（86页）如下：

We have long since emerged from the heroic childhood of our race, when good and evil could be met with the same ‘frolic welcome’; the attempts to esc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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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of Seeing

 

The Ambassadors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1497/8-1543)

1533 Oil on oak

207 × 209.5 cm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John Berger, Ways of Seeing (London: Penguin, 1972).
…

[Page 89] Holbein’s painting of The Ambassadors (1533) st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dition and, as often happens with a work at the opening o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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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图录（三）：平壌攻撃電気使用之図

平壌攻撃電気使用之図

小林清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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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转载）

在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 张鸣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 戊等一起倒乙。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 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 “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 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 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 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

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绝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 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 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 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 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它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 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 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它地方也 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的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它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 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 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 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 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转载自天益网 (http://www.te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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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 and Mythology

Northrop Frye, Creation and Recre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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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nvelope, as I have called it, the cultural insulation that separates us from nature, is rather like (to use a figure that has haunted me from childhood) the window of a lit-up railway carriage at night. Most of the time it is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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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鸡百年

王敦
 
野鸡百年
中国的官场与欢场，“潜规则”似乎是相通的，晚清人不傻，一百年前就把这事儿给说透了。下面这一则“俏皮話”见于１９０６年上海的《月月小说》第一号，抄录如下：
野雞
野雞訟於冥王曰。我本是一極有文采之物。故聖王亦繪我之像于衣服中。名我為華虫。何以近來上海胡家宅一帶之流娼。亦襲我之名。冥王曰。時勢不同也。古聖王重爾。故取以繪衣。今人不重爾。故借爾以名流娼耳。野雞曰。不然。今之二品官。亦繡我為以補服。何云不重。冥王沉吟曰。既如此。我交代世人。 將來這些二品銜的官。也叫他做野雞官。給你一點面子罷。
把事儿说得巧妙要靠修辞。修辞的作用，我觉得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在本来没有关联的语片之间创造意想不到的关联，让人若有所感，并且念念不忘，甚至对我们 的认知和判断造成影响。这则“俏皮话”题目里点出“野鸡”，结尾落在“野鸡官”上面。短短的一百多字里已经完成了若干次对“野鸡”这个喻体的修辞转换。下 面试分析一下：（很清楚自己在修辞领域是外行，难免有说错的地方，还请内行朋友指教。）
1，野鸡与“华虫”
虽然我不十分明了中国古代服饰里面的象征含义，但大略也能猜出在官服上，野鸡的华丽被借喻成了尊贵。
2，妓女与野鸡
在晚清的上海，野鸡俨然已经成为了妓女的隐喻：妓女为本体，野鸡为喻体。关联特征为：在外表上，二者都花里胡哨，艳丽招摇。
3，野鸡与冥王的对话
“冥王”是社会历史语言的体验者和裁判，就如同我们每一位“读者”一样。野鸡作为“本体”直接出面，批评它在晚清社会语言中的新修辞隐喻不公平，实在是滑稽。
4，官与“野鸡”/妓女
终于，在官和妓女（加了引号的“野鸡”）之间，建立了隐喻关联，官为本体，妓女/“野鸡”为喻体。官对他的上司，就如同妓女对她的恩公。官不“爱”上司，妓女也不爱恩公，爱的是上司和恩公的权与钱。但是，官要拍好上司好发财，妓女也要忸怩作态好进帐。官员和妓女，表面上都要以本行业的方式招摇取媚于贵人，内心里想的却是抓住机会多捞一点是一点。到这里，冥王沉吟之后做出的评判，也就让读者觉得合情合理了。
© Copyright by Dun Wang (王敦).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拥有者：Dun Wang (王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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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转载自《南方周末》）

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
● 张鸣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 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 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 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说这是中国的耻辱，人民都很愤怒等等。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革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战胜其实是兴奋的。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动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她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ht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 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 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 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 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 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 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 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袴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 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内阁未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袴子，丢了祖宗的江山。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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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的遭遇：“不可思议”在晚清

王敦
一个词的遭遇：“不可思议”在晚清
 
词语在历史中的冷暖遭遇就如同世事一样难料，特别是在晚清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局之中。最近在读晚清书刊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词——“不可思议”。1900年前后，从严复到梁启超再到当时标新立异的科幻小说家们，写文章时都离不开它。
 
“不可思议”这个词虽然在晚清时髦，但它其实并不是诸多“新名词”中的一个，而是个古词，一开始是披着袈裟混进汉语里来的，由后秦的西来高僧鸠摩罗什所发明，出现在他译的《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里：“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 在 他译的《妙法莲华经》里也频频出现“不可思议”，很煽情。中国先秦时候的思想家喜欢用“日用常语”说话，到了魏晋以后抽象的思辨语言与表达手段才变得“天花乱坠”起来。（想象一下古印度人“忽悠”起来时的语言和神态就明白了，其实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在后来的佛书里，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个也“不可思议”。（日语里的“不思議”一词，口气和中文“不可思议”一样，莫非也是同源？不知道在明治维新那会儿的欧风美雨之中，日本人是不是也把“不思議”当作 口头禅？）
 
最近是在翻看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时开始注意到“不可思议”的。严复在下卷〈论十·佛法〉的案语里把这个词讲解了一番。严复说它本来是佛书里“最为精微之语”，但是后来由于“稗贩妄人，滥用率称，为日已久”，所以“渐失本意”，真真“斯可痛也”。他说要想搞明白“不可思议”的含义，就要把它和另外三个看起来很像的词——“不可名言”、“不可言喻”、“不能思议”——区分开。按照严复的区分：“不可名言” 就是对奇奇怪怪的事儿说不清楚解释不明白；“不可言喻”就是心有感而很难用言语表达；“不能思议”是说从经验出发，不做归纳和演绎思考。而这三种情况对他来说都够不上“不可思议”的真谛。
 
“不可思议”到底是怎样的境界？严复说：“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举例说，“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我觉得根据严复的意思，“不可思议”的境界代表着超越了经验和表象的真理范畴——不可思之也不可议之——无法通过日常经验来肤浅地想象或求证——所以在“日用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 。
 
除了联想到佛教、印度人、严复、东洋人以外，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一词在晚清小说领域里听着特别耳熟。再一想，想到了梁启超1902年的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果然，翻开头一段：“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所鼓吹的“新小说” 有“新一国之民”这样大的功效，迥别于历来人们读传统小说的感受，更没法子来解释论证，真是牛得很。所以这“不可思议”一词，在梁启超的行文中很煽情很关键。
 
最近读了几篇晚清的科幻小说（当时在小说杂志上叫做“理想小说”或“科学小说”），发现简直是以小学生水平的科学“大跃进”。我所见到运用“不可思议”最狠的，还是徐念慈（1875-1908）。在一万三千字长的《新法螺先生谭》[1]里，他“不可思议”了八次。“法螺”的意思是做佛事用的乐器，在方言里有“荒诞不经”的意思，正好可以来形容这篇小说的风格。在小说里“新法螺先生”讲述了他自己漫游地心、太空，并发明“脑电”的经过：
 
新法螺先生有一天跑上了众山之颠——这里竟然是诸星球吸力冲击之交点——搞得他“颠倒舞弄”，躯壳与灵魂震荡分家，从此具有灵、肉分离的能力。然后，他将自己的灵魂之身炼成一种“不可 思议之发光原动力”，本欲藉此光以导中国之奋起，无奈中国人过于萎靡不振，与欧美人相差太远。绝望之余，新法螺先生失手将灵魂抛掷于地，不料在灵魂里面 “实存一种不可思议之弹性”，竟一直向上弹出“空气界”外，因而展开灵、肉二分的冒险。他的躯体部份，跳进火山口，下坠到地底之中国，他见到了居住在地心 的“黄种始祖”，并从“内、外观镜”里看到中国现状的败坏。新法螺先生的灵魂弹向宇宙太空后，见识了水星上的“造人术”和金星上的物种进化。后来因为靠近太阳，加上速度太快，他的灵魂失去了知觉，回返地球，落入地中海中，与肉身会合到了一起。（就像神话里说的那样“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似乎世道也已经变了。）他在地中海碰上了强大的中国舰队，便和中国舰队一起归航。回来后，他在上海参加催眠术讲习会，大受启发，因而结合自己的灵肉分离经历而发明出“脑 电”感应。（这项伟大的科学突破，具体怎样，也实在不可能说得太清楚，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是互联网无线网络与生物工程、新能源的结合体，在人脑之间既可以 传递思想和信息，又可以输送能源。）他开办学校讲授生电法、发电法、用号法、记忆法、分拆法、综合法六法。（后四法很像电报员发报培训。）于是，学习者遍 布全世界。由于“脑电”使用，曾经最时髦的电报电话至此全部过时，曾经最快捷的铁路轮船也旅客锐减。所以，脑电“新科技”造成了全地球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 失业。不满份子开始怪罪新法螺先生，并群起攻之。 新法螺先生为避难计，不得不暂避其锋，潜踪归里……
 
小说里众多的“不可思议”之处，恕不一一列举了。笔者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不是新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本身，而是新式小说这种演义未来、俗讲科学的方式。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新法螺先生俨然比阿Q更开化，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阿Q的眼睛里，“假洋鬼子”可能也是一样地“不可思议”，虽然他不说“不可思议”，只说“妈妈的！”）如果是阿Q来讲“脑电”的发明，他可能会说：“妈妈的！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啦！等我们以后有了脑电——比你们又阔多啦！”不管是像梁启超、徐年慈那样编造“以后”还是像阿Q那样夸口“先前”，都间接说明了“目前”的无可救药。——堂堂的天朝大国，居然让王胡、小D一样的日本国欺负，真够“妈妈的”。一百年后的今天，从这个角度回头看，晚清对“不可思议”的热衷还是可以“思”、可以“议”的。

[1] 这篇小说是由“昭文东海觉我戏撰”。“东海觉我”就是徐念慈的别号。小说前面有一段文字交代其写作因由，说是受到包天笑（天笑生）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的启发而尝试创作了这篇《新法螺先生谭》。三篇小说合刊为一书，叫做《新法螺》，由上海小说林社1905年出版。包天笑的那两篇，是转译日本岩谷小波的日文本，说的是德国十八世纪男爵 Münchhausen 著名的吹牛故事，在欧洲曾经以各种文字流传。我小的时候看过现代汉语译本，叫做《吹牛大王历险记》。《新法螺》这本书在上海图书馆里有收藏。我2006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楼里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也看到过。这三篇“法螺”也被收入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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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说的就是这个罢。……

刘鹗 《老残游记》自叙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陶。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 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呆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 《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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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星气•爱力……

〈导言二·广义〉（《天演论》上卷6-7页），出自严复（1853-1921）译述《天演论》，收自《严译名著丛刊（第一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
复案：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又为论数十万言，以释此界之例。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今就所忆者杂取而粗明之，不能细也。其所消翕以聚质者，即如日局太始，乃为星气，名涅菩刺斯，布濩六合， 其质点本热至大，其抵力亦多，过于吸力。继乃山通吸力收摄成珠，太阳居中，八纬外绕，各各聚质，如今是也。所谓辟以散力者，质聚而为热、为光、为声、为动， 未有不耗本力者，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热。地球则日缩，彗星则渐迟，八纬之周天皆日缓，久将迸入而与太阳合体。又地入流星轨中，则见陨石。然则居今之时， 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质之事，亦方未艾也。余如动植之长，国种之成，虽为物悬殊，皆循此例矣。所谓由纯之杂者，万化皆始于简易，终于错综。日局始乃一气，地 球本为流质，动植类胚胎萌芽，分官最简；国种之始，无尊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亦无通力合作之事。其演弥浅，其质点弥纯。至于深演之秋，官物大备，则事莫有 同，而互相为用焉。所谓山流之凝者，盖流者非他，此流字兼飞质而言。由质点内力甚多，未散故耳。动植始皆柔滑，终乃坚强。草昧之民，类多游牧；城邑土著， 文治乃兴，胥此理也。所谓由浑之画者，浑者芜而不精之消，画则有定体而界域分明。盖纯而流者未尝不浑，而杂而凝者，又未必皆画也。且专言由纯之杂， 由 流之凝，而不言由浑之画，则凡物之病且乱者，如刘、柳元气败为痈痔之说，将亦可名天演。此所以二者之外，必益以由浑之画而后义完也。物至于画，则山壮入老，进极而将退矣。人老则难以学新，治老则笃于守旧，皆此理也。所谓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亦天演最要之义，不可忽而漏之也。前者言辟以散力矣。虽然，力 不可以尽散，散尽则物死，而天演不可见矣。是故方其演也，必有内涵之力，以与其质相剂。力既定质，而质亦笵力，质日异而力亦从而不同焉。故物之少也，多质 点之力。何谓质点之力？如化学所谓爱力是已。及其壮也，则多物体之力。凡可见之动，皆此力为之也。更取日局为喻，方为涅菩星气之时，全局所有，几皆点力。 至于今则诸体之周天四游，绕轴自转，皆所谓体力之著者矣。人身之血，经肺而合养气；食物入胃成浆，经肝成血， 皆点力之事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俗曰脑气筋。以达脑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自欲以前，亦皆点力之事。独至肺张心激，胃回胞转，以及拜舞歌呼手足之事，则体力耳。点体二力，互为其根，而有隐见之异，此所谓相剂为变也。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 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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