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类人世/ unlike the human world

《南烬纪闻》

Stephen H. West, “Crossing Over: Huizong in the Aftergolw, Or the Deaths of a Troubling Emperor” in Patricia B.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s.,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南烬纪闻》是在南宋时候的一种笔记，记述宋徽、钦二帝被掳北行之事。不好说书中细节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不过里面描述的惨况是凭空很难设想的，从下面两个小段落里就可以看到。

我在几年前上了 Stephen West 教授的课，才知道了《南烬纪闻》和其他几本类似的书。这些笔记再现了历史的狞笑，非一般的文字所能杜撰。中国的古文很适合记载历史，《南烬纪闻》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可以做到很凄惨，但不能做到凝练。它里面的对白又夹杂了当时的口语，读起来如同舔到了厉鬼柔软的舌头。这两个片断的英文翻译也是 West 教授做的，出现在他的一篇研究中，读起来与原文的感觉很像。这也看出了英文的一个优势。因为英文书面语不曾出现五四白话文运动那样的断裂，所以虽然在简约上不及中国文言文，但可以做到比现代书面汉语硬一些。

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止有屋七八間。城郭倒塌﹐路旁一女﹐約年二十許。垂淚而言曰﹕“吾乃南朝皇帝孫女﹐因病﹐大軍棄吾在此﹐不能存活。”拜太后曰﹕“帶取奴奴去。”后不留﹐左右報繹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命左右扶上馬。是夕宿于野寨﹐繹利乘醉淫之。醜惡之聲﹐不忍聽聞。帝后等亦不敢開目。次日遇酒食﹐必分及此女﹐謂朱后曰﹕“你不如他。”
(On s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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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的画（十三）：三年前的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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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agician and Animal Trainer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 Polemical Tract (Leipzig, 1887)
…
There’s no doubt he brings with him ointments and balm. But in order to be a doctor, he first has to inflict wounds. Then, while he eases the pain caused by the wound, at the same time he poisons the wound—for that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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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山父遇见孙甘露（转载）

当山父遇见孙甘露

陆灏

2007-12-21 《解放日报》19版：解放周末·读书

据说维特根斯坦写出《哲学研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放弃哲学，他相信他的这本书里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孙甘露不写小说也有近二十年了。他今年出版的几本薄薄的作品《呼吸》《忆秦娥》《我是少年酒坛子》《上海流水》，无疑已经进入了文学史，于是就有了近日在上海召开的“开端与终结：孙甘露与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命运”研讨会。
先锋文学，是对传统文学行文样式的颠覆，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实验，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一种让人读不懂或不能轻易读懂的文学。孙甘露的小说我都读过，但恕我直言，我没能读懂，读了等于没读。确切地说，我只读出了文字表面的精心雕琢，而无法把握文字背后的意义。让我聊以自慰的是，连小说家王安忆也坦陈没读懂。照另一位小说家王朔的说法，孙甘露的“书面语最精粹，他就像是上帝按着他的手在写”，岂不就像中国以前民间流行的“扶乩”，书写者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也是多年不写小说的小说家陈村干脆调侃说，孙甘露的小说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知堂老人曾介绍过，日本民间传说中有山父，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山父。山父马上知道了，就说：你是不是想我就是传说中的山父。箍桶匠又想能知心中事就糟了。山父又马上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箍桶匠一时惊慌失措，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脱手弹出，正好打在山父的脸上。这下轮到山父大惊失色：心里没想的事也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
批评家历来自认是山父，能看出创作者的心思，但碰到孙甘露这样“心里没想的文字也会写出来”的先锋作家，注定是要吃亏的。
(《呼吸》《忆秦娥》《我是少年酒坛子》《上海流水》，孙甘露著，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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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余飞访木星

© Copyright by Dun Wang (王敦).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拥有者：Dun Wang (王敦)。
此篇文章将发表于上海的《文景》杂志上。我的文笔和论述有什么不足之处，还请多指教。
——王敦，3月14日补记

这篇《1907年，余飞访木星》已经发表在2008年4月的上海《文景》上。题目被改为《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时空想象》。因为我人还在美国，所以一时还看不到这期刊物。——王敦，2008年4月9日补记。
1907年，余飞访木星（长版本）

王敦

科幻小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封神榜》。工业能成为文学幻想的内容，怎么说也是十九世纪以后的事了。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到儒勒·凡尔纳的通俗科幻小说，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等到1900年前后，科幻小说家H·G·威尔斯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固定框框，热衷于幻想时间机器、太空探险和火星人入侵的故事了。地球上的工业文明相对于他的幻想世界来说俨然是显得过于平淡了些。

这种情况，我反倒是觉得证实了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之快。正是因为文学家们对日常生活里的工业应用已经熟视无睹了，才使得他们要去更超前的外太空和时空魔幻中去寻找灵感。试想，如果借助科幻小说里的时间机器，把玛丽·雪莱一下子抛到1900年左右的社会里，她的发懵一定会不亚于目睹火星人的入侵。玛丽·雪莱在1818年写《弗兰肯斯坦》的时候，蒸汽机车还只是少数几位顶尖工程师的梦想，对一般人来说比今天美国军方的“星球大战”计划还要离奇。可是到了1900年前后，在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区，蒸汽动力火车早已成为平淡无奇的代步工具，在大都市里面连电气化的地铁都已经投入运营了。

其实，工业社会到底是平淡还是新奇，这是一个主观感受的问题，看法会因人而异。1896年 李鸿章大人周游世界，在美国乘坐火车横贯了北美大陆一趟，就觉得太先进太神奇了。（这个先进和神奇，是由华人劳工的尸体垫底的。）话说回来，现实的工业社 会毕竟不是《封神榜》。技术研发的动机不是过瘾，而是赚钱，所谓主观感觉和文学幻想都是副产品。在以赚钱为动机的科技发展中，铁路的出现是划时代的。铁路 给山川大地穿上了一件再也脱不下来的“珍珠衫”。资本和商业的统治，从此算是步入“正轨”了。欧美的富国可以更快更有效率地运走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出产， 更快更有效率地倾销工业品和运输军队。铁路的普及也影响着芸芸众生的生活。对于小职员来说，他虽 然可以住得离公司和衙门远一些了，但是上下班要从此在烦闷的咣当咣当声中度过。对于美国西部的庄稼汉来说，他可以买一张火车票，跑到纽约去闯一番天地了。 如果没有铁路，列宁也不可能以第一时间从芬兰秘密地返回俄国去领导革命。青年时代的周恩来也是乘国际列车从巴黎到莫斯科去的。这又扯远了。

铁路系统是工业 社会最伟大的机械应用之一。不管刮风下雨，火车说几点几分到就几点几分到，乘客掏出怀表看一眼就知道了，完全不必与窗外的大自然发生瓜葛。能做到这样，一 则需要倚仗钢铁做成的机器足够牢靠，二则就是需要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报来指挥工人扳道岔、联车组等等，保障轨道和时刻的有条不紊。否则的话，这些钢铁做成的大家伙跑得飞快，里面的乘客又多，要真是出点儿什么乱子，那麻烦可就大了。所以说，铁路网和电报网是一个整体。要想求得放心，还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 时间上要搞“大一统”，由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说了算；每个地方的“私有”时间要通通取消，必须对“时区”的概念俯首帖耳。试想一下欧洲那趟著名的东方列车线路，要从西欧开到土耳其，只有协调好沿途所有城镇的时钟，这趟火车才能开起来。

说来也有趣，1884年 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达成了以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当地时间为世界标准的共识，还真是冲着当时的经济命脉——铁路去的。英国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的时间定为世界 标准，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在当时最棒。由英国带头，各强国的工业和资本互相推波助澜，在时间和空间上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地大铲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地皮。难怪在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密探》（The Secret Agent，1907）里，有个从俄国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在伦敦潜伏下来，其实是一心一意地想炸掉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业和资本时代的时间基准。

蒸汽机车在铁路上奔驰，把千里马和大力士都比下去了。滚滚的铁轮子后面，资本和商业也跟着撒欢儿。电波比火车跑得更快。通过电报，芝加哥的期货，纽约的股票信息，在瞬息之间就可以传到了伦敦。资本也在狂奔，货物在买进、卖出，东西还远在天边，就已经被定出了价钱。我们今天所赞叹“全球化”，其实在一百年前就已经蔚为大观 了。虽然晚清那时候还没有“全球化”这个词，但是像上海这样华洋杂居的地方，人们对西洋景并不陌生。铁路，我们也慢慢有了一些；电报，从朝廷到地方，也都在学着用。科学虽然还是一个“新名词”，但科幻小说在晚清已经很火了，那时叫做“科学小说”。这发生在五四的“赛先生”走红十多年以前。1903年， 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在日本创刊，上面就开始连载“红溪生”翻译的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早年的鲁迅也翻译过凡尔纳的《地底旅行》和《月界旅行》，尽管 把作者误认为是美国人了。这都不打紧。我们国家本来就盛产像《封神榜》这样想象力丰富的旧小说，这时也不妨道听途说一番，仿作或者干脆原创，为西方的科技文明相相面，看看它到底是好心的“姜子牙”还是暴虐的“商纣王”。

这篇文章里要说的《飞访木星》，是晚清科幻故事中的一篇“译述”。它发表在1907年第五期的上海《月月小说》杂志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技发展“失控”和“出轨”的忧虑。前面说过，1900年 前后，科幻小说热衷于外层空间和时空旅行的题材。这篇故事讲述了一个怪异的星际之旅，也算是一个例证。故事的原文到底是谁写的，在哪儿发表的，《月月小说》上既然没说，我们也无从查考了。——作为一篇地道的晚清“译述”，外国原作者的名字被忽略是常事，当时的国人是不会较真儿的。译述者的名字却赫然纸 上：是周桂笙（1863-1926），晚清相当活跃的一位小说家和翻译家，也是中国科幻小说史家喜欢提及的中国科幻老前辈。他是另一位小说名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1866-1910）的好友。《月月小说》就是他们两位搭档着主编的。周的署名前面还有个别号：“上海知新室主人”。

一百年后回头看，不难发现这篇故事的外国原作者和“译述”者周桂笙都具有先知先觉的敏锐。但是那时，工业文明一片繁荣，如同乘风破浪的泰坦尼克号，还没有走到“一局输赢料不真, 香销茶尽尚逡巡”的光景。所以，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旁观冷眼人，都还不敢说已经勘破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迷局。于是，在这篇的故事里，种种预感都没有明说出来，而是隐含在故事的情节和叙事中。故事里的“余”并不是真的一个什么人，而是《飞访木星》里的“宇航员”之一兼故事的叙事者。虽然小说里“博士”、“外国机师”和“余”干的是遨游太空、飞访木星的勾当，但是在技术条件上他们还死也离不开蒸汽机车和电报，最后还是靠热气球把火车头拽上天。简而言之就是这样。不过试想在二十世纪初，这样的想象已经对得起读者了。

“余” 住在美国“芝加高”附近，是一个刚毕业的雏儿，糊里糊涂地被某“科学博士”雇用，参加了一趟太空旅行。芝加高（芝加哥）在当年是美国横贯东西大铁路的重要 枢纽和东西南北货物的集散地，难怪飞访木星的飞船也是用火车车厢改装的。经过改装以后，车厢里面安放着的设备倒很先进：有一个发电机来产生电力，有一块陨 石用来提供“磁力”——这一点我觉得说不通，因而对译述者的科学常识心存疑惑。话又说回来，在“译述”里有哪些是照实翻译哪些是私货，本来就叫不得真儿。 在火车/飞船的上面拴著一个热气球，是用来提供升力的。宇航员除了科学博士和“余”以外，还有一个古怪的“外国” 机师。因为故事发生在芝加高，所以博士和“余”似乎应该是美国人。机师是哪国人？不知道，反正不是中国人——后面的故事里又出现了一个文雅的中国绅士，俨 然旧小说里有道行的真人——过会儿再说他。从一开始，“余”就觉得博士是个半疯儿。但碍于生计，还是冒险接受博士的雇佣，参加了这趟前无古人的太空旅行。 他们能驾驭飞船，却驾驭不了自己的内心。离地球越远，神智就越不可控制。最后，飞船里的设备被他们自己毁坏。飞船的速度与方向都失去了控制，坠落到地球 上。“余”在坠毁后侥幸得以生还。当“余”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星期以后了。“余”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失控的可怕。回顾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 觉得身心俱废，怀疑这事压根儿就是一场恶梦……

故事是倒叙。在 一个“风萧萧兮白日寒”的冬日，余前往“芝加高”去拜访“科学博士”葛林——“各种机器师暨科学发明家”。博士的住所是“机器房、化验所、藏书楼，三者而 一”。 博士的头发白如“霜雪”，目光“如电”。博士劈头就问：“君亦颇知陨石之理乎？”“余”还没说话，博士就等不及了：“妙！妙！然则汝其听言之”。他滔滔不绝地抨击传统的天象说对陨石的迷信：“在昔人民知识锢闭。偶然见之，诧为异事。且有以灾祥之说附会之者。在今日则毫不为奇矣”。然而听得出来，博士对陨石的痴迷其实是非理性的。博士要挟持着他心爱的陨石一起在太空中遨游，目标是木星。

关于“失控”的可怕，博士从一开始就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说，“天下万物, 皆 贵持平也”，然而万事万物“或大小悬殊，或气力不同，则往往有畸轻畸重之弊”。失衡的典型例子样板莫过于陨石了。这是因为陨石里面含有太多的“磁性”，容 易被他物“吸引”而失衡。博士是在就事论事，但晚清的读者可能会读出别样的味道：中国需要走稳健路线，妥善对待外国的“磁力”。如此说来，陨石的启示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下——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千万不要出现“出轨” 和碰撞。博士给“余”展示了宝贝——一块真的陨石。博士说要带著陨石和“余”一起上天，用陨石的磁力来驾驭轨道，拜访木星。他还说：“余寒暑无间研究此 道。盖辛勤三十年于兹。他日君之子孙在学塾中，必将诵习及此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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