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究

吴承学

……

唐判的兴盛，一方面是受到科举考试的刺激，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风尚与价值标准也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唐人眼中，判的写作是评价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史书和笔记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旧唐书》记载杜审言的一段故事：“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卷一九O《文苑传》）杜审言自己判文写得好，就认为足以让苏味道看了“羞死”。他之所以如此狂傲地自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试判和判文水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有非同小可的地位。官场也往往以书判作为评价官员的能力的重要标准。《大唐新语》卷八：

裴琰之弱冠为同州司户，但以行乐为事，略不视案牍。刺史李崇仪怪之，问户佐，户佐对：“司户小儿郎，不娴书判。”……复数日，曹事委积，众议以为琰之不知书，但邀游耳。他日崇仪召入，励而责之。琰之出，问户佐曰：“文案几何？”对曰：“急者二百余道。”琰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后连纸十张令五六人供研墨点笔。琰之不上厅，语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倾州官僚，观者如堵。既而回案于崇仪，崇仪曰：“司户解判耶？”户佐曰：“司户太高手笔。”仍未之奇也，比四五案，崇仪悚怍。召琰之，降阶谢曰：“公词翰若此，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此名动一州。裴琰不判则已，一判惊人。“倚柱而断之，词理纵横，文笔灿烂，手不停缀，落纸如飞。

思维与写作之敏捷，正是作判的理想境界。

还有一些逸事可以从侧面说明判的重要。《朝野佥载》卷六记载当时吏部侍郎李安期铨选的故事：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好机警……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弟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判，非但伤足，兼似内损。”其人惭而去。

这个选人以骑马摔伤脚来作为书写不好的理由，的确可笑。而李安期读了他拙劣的判文， “顺水推舟”地讽刺他不但外伤，而且还内伤。这则著名的笑话原本是以士人拙迂可笑和李安期的机警幽默相映成趣的。通过笑话，可以看出当时铨选对于书判确是相当重视的。

判文兴盛的原因应该放在唐代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来研究。判文本身的功能就是裁定事理，辨明是非，既用于司法，也用于处理公务甚至日常生活琐事。 自六朝以后，骈文兴盛，至唐不衰。虽然唐代古文运动对骈文有所冲击，但骈文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的动摇。判文就语体而言，大致应列入骈文一类。所谓判，实际上近似于以骈文写成的短论，判的文学性，也同样表现在用典、辞藻、骈偶等语言形式上。判作为文体，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一方面，它是文人走向仕途，实现自己价值所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艺，另一方面，判体的骈偶形式，非常适合文人表现自己的文学语言能力。也就是说，判文可以反映出士人学问识见、分析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判是兼“立功”与“立言”于一身、应用性与文学性并举的特殊文体。这是其它诸如诗赋类纯文学形式所不具备的文化特性。

……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判文文体内部也发生了一些演变，有两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一是有些判文演变成纯文学文体；一是判文对叙事文学形态的影响。

唐代以后，出现了纯文学性质的判文，这类作品尤盛于明清时代，如清初文学家尤侗写过《吕雉杀戚夫人判》、《曹丕杀甄后判》、《孙秀杀绿珠判》、 《韩擒虎杀张丽华判》、《陈元礼杀杨贵妃判》、《李益杀霍小玉判》等（《西堂全集·西堂杂俎》一集），都是借古人古事，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尤侗还写了一些与自己生活相关的判文如《磔鼠判》：

予舟中所作北征诗，缮写成帙，一夜为鼠窃去。啮食殆尽，予有愤焉，戏为此辞。

制问御史大夫：盖秦亡二世，过首焚书；汉约三章，法严ｑū＠(16)箧。蠢兹剧鼠，篡在轻舟。常作水嬉，已甘木食。何乘昏夜，遂盗新诗。寻章摘句，入尔口中。断简残编，遗我床下。夫子云奇字，覆瓿犹羞；长吉锦囊，投厕为辱。矧遭此厄，更倍前贤。批风切月，只供穿屋之牙；煮鹤焚琴，尽果饮河之腹。 呜呼，羲圣坤乾，龟龙争负；淮南鸿烈，鸡犬同升。不遇凤衔，反逢鸱ｈè＠(17)。天之将丧，虫又何知。顾蠢鱼割裂，且操一字之诛，况鼯鼠并吞，可漏五刑之律？李斯若见，恶甚偷仓；张汤尚存，罪浮窃肉。可付刺奸大将军苗氏，磔杀如律施行。（《西堂全集·西堂杂俎》二集）

这篇判文涉笔成趣，虽为游戏文章，但也有所寄托。这类判文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功利目的，作者用判文来抒发某种感情，表达某种观点，而语言形式越发精致讲究，而风格往往富有谐趣，所以上举尤侗作品都被雷ｊìｎ＠(18 )收录入《古今滑稽文选》之中（注：北京出版社1993年据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除上举作品外，还录有绿天翁的《鱼元机讼温璋判》、《神女讼宋玉判》以及其他作者判文多篇，性质与尤侗判也是一样的。）这种判文虚拟则似唐人拟判，诙谐则同唐人花判，但唐人判文文体实用性的特征至此已经完全被消解了。

最后重点讨论一下判文与叙事文学文体（我这里特指小说与戏剧文体）的关系这一问题。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想到在历代许多叙事文学作品中，如 《三言》《两拍》《聊斋志异》乃至《红楼梦》等，都包含了数量极多的判文（注：如《醒世恒言》卷八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乔太守的判、《聊斋志异》的《席方平》二郎的判与《胭脂》中施愚山的判，都是名篇美文。）在这些作品中，判文不但是故事情节的有机部分，而且作者也喜欢借此机会表现自己的文采风流，这可以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事实，这里不拟重复。本文所谓判文与叙事文学之关系主要不是指叙事文学中运用了多少判文，而是指在文学形态内部，判文对叙事文学文体产生了某些潜在的影响。

在判文盛行的唐代，判文对叙事文学已经产生某种潜在的影响。现存文献中所能看到的以判案写成叙事文学作品的是敦煌俗赋《燕子赋》，它以民间流传的燕雀争巢、凤凰判决的故事为题材（注：参考周绍良先生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年11月。）雀儿抢占了燕子新筑的窝巢，燕子上告凤凰， 最初凤凰主持公道，认为雀儿强占燕巢的蛮横行为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作出判决：“雀儿之罪，不得称算，推问根由，仍生拒捍。责情且决五百，枷项禁身推断。” 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凤凰发现雀儿曾立过战功，有过“高勋”，所以又改判决：“雀儿剔突，强夺燕屋。推问根由，元无臣伏。既有上柱国勋，不可久留在狱。宜即释放，勿烦案牍。”这篇作品在形式上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始终是围绕着凤凰的两道判来展开情节的，判是整篇作品的关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宋代罗烨《醉翁谈录》首次把判的形式引入小说之中，把“公案”作为小说的一大类型，他所选录的公案小说有“私情公案”与“花判公案”，这两种形态都是在判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唐代的判文到宋代的公案小说，是判文从实用文体向叙事文体演化的关键一环。《醉翁谈录》中的“私情公案”篇幅较长，只录 《张氏夜奔吕星哥》一篇（甲集卷之二）。写星哥与织女青梅竹马，但织女被许配他人，便与星哥私奔，后被执见官府，一番申辩，最终被判无罪。小说的结构分为三部分：事情简介、织女与星哥二人的供状、官府的判文，其中供状与判文所占份量最大，这种形式已启明清案判体小说的先路。而“花判公案”共为十五则（庚集卷之二），结构更为简单，似乎是衙门的案判记录，只有案情简介与官府判词两部分，而重点是判词。这十五则“花判公案”中，“张魁以词判妓状”“判暨师奴从良状”“判娼妓为妻”“判妓执照状”“富沙守收妓附籍”“子赡判和尚游娼”“判和尚相打”“判妓告行赛愿”八则“花判公案”都涉及妓女，另“大丞相判李淳娘供状”“判夫出改嫁”“黄判院判戴氏论夫”“判楚娘梅嫁村”等也都与男女之间感情纠葛有关。另外还有“断人冒称进士”“判渡子不孝罪”数则也是一些“琐细遗事”，花判公案的重点是判文，这十五则公案的判文大多语带滑稽，形式则不拘一格，或以骈文、或以诗、或以词，以举例说明：

张魁以词判妓状
张魁判潭州日，有妓杨赛赛，讼人负约欠钱，投状于张。时值春雨，赛赛立于厅下，张夫览状，先索纸笔云，花判《踏莎行》云：“凤髻堆鸦，香酥莹腻， 雨中花占街前地，弓鞋湿透立多时，无人为问深深意。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如何不倩鳞鸿去。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不管闲公事。”

判娼妓为妻
鄂州张贡士，与一角妓情好日久，后挈而之家，得金与妓父李参军，未偿所欲。一日，讼于府庭。追至，引问情由，供状皆骈辞俪语，知府乃主盟之。
花判云：风流事到底无赃，未免一班半点；是非心于人皆有，也须半索千文。彼既籍于娼流，又且受其币物，辄背前约，遽饰奸词，在理既有亏，于情亦弗顺。良决杖头之数，免收反坐之愆。财礼当还李参军，清娘合归张贡士。为妻为妾，一任安排，作正作偏，从教处置。

判妓执照状
柳耆卿宰华阴日，有不羁子挟仆从游妓，张大声势；妓意其豪家，纵其饮食。仅旬日后，携妓首饰走。妓不平，讼于柳，乞判执照状捕之。柳借古诗句——
花判云：自入桃源路已深，仙郎一去暗伤心，离歌不待清声唱，别酒宁劳素手斟。更没一文酹半宿，聊将十疋当千金。想应只在秋江上，明月芦花何处寻？ （原注：十疋乃走字也。）（注：引文见日本昭和十五年十月文求堂影印观澜阁藏孤本宋椠《醉翁谈录》。）

可以看出，花判之所以传诵，就在于别致诙谐的判词。 《醉翁谈录》花判作品，有不少的判词直标“花判”，如“张魁以词判妓状”在《踏莎行》前标“花判”，所选的作品对于理解“花判公案”一词的内涵是很有帮助的（注：《醉翁谈录》乙集卷一还收入《宪台王刚中花判》，与庚集卷二的“花案公案”文体相同。）《醉翁谈录》所载的花判公案吸引人之处主要不是故事情节而是判文的风趣与文采，本身叙事文学的因素还是很少的，但是判既然是针对一定的事情而作的，事件本身往往就有一定的吸引人之处，而判案关系到人物的命运， 反映了主判者的识见和智慧，从案到判的过程，已潜在具有事件的完整性和叙事文学的因素。判文因为具有一定的叙事因素（尤其是案件）对于后来的判案小说产生了影响。如宋代皇都风月主人编辑的《绿窗新话》中“王尹判道士犯奸”为凌ｍéｎｇ＠(19)初初刻卷一七《西山观设ｌù＠(20)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 命》正文的本事来源，而故事情节在原来简要梗概上进一步地展开。“苏守判和尚犯奸”一文也就是《醉翁谈录》中“子瞻判和尚游娼”，明代西湖渔隐主人把它改编为《欢喜冤家·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判文对元代戏曲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以《元曲选》为例，如《陈州粜米》《ｚｈū＠(21)砂担》《合同文字》《神奴儿》《蝴蝶梦》《勘头巾》 《灰阑记》《魔合罗》《盆儿鬼》《窦娥冤》《生金阁》等都是叙述与案件相关的故事，而且都与判文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其形式颇为相似——在故事的结 尾或即将结局之处，由审案的官员来下一判辞了断公案。而这判辞又多数以官员“听我下断”开始，然后“词曰……”，这些“词”即是判文，它们大体都是讲究骈对文采的。如《陈州粜米》结尾，包公云：

张千，将刘衙内拿下者，听老夫下断。（词云：）为陈州亢旱不收，穷百姓四散飘流。刘衙内原非令器，杨金吾更是油头。奉敕旨陈州粜米，改官价擅自征收；紫金ｃｈｕí(22)屈打良善，声冤处地惨天愁。范学士岂容奸蠢，奏君王不赦亡囚。今日个从公勘问，遣小憋手报亲仇。方才见无私王法，留传与万古千秋。（注：见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一册。）

这种形式颇似于宋人的花判公案。当然在元曲中，也有一些公案戏结尾的“下断”没有“词曰”而是用比较朴素的口语化语言来下判的。

叙事文学形态中，受判文形式影响最为明显、规模最大的是明代案判小说。在这些案判小说中，最为著名的是《包公案》、《海公案》故事。明代包公案故事甚多。如《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一名《包公案》）、《龙图公案》（又名《龙图神断公案》《包公七十二件无头奇案》）、《皇明诸司廉明公案》、《皇明诸司公案》、《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古今律条公案》、《国朝宪台折狱苏冤神明公案》、《国朝名公神断详情公案》、《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名公案断法林灼见》、《明镜公案》等，形式都有相似之处。《龙图公案》是第一部以公案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专集。全书十卷，收集包公判案故事100篇，文体上以话本体为主而兼有书判体，其中三十多篇主要以告状人的诉词和包公的判词构成，与宋代书判体公案小说的关系非常密切。海公案小说的情况与之相似，它们是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传说加工而成的。我们可举《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卷一第十回《勘饶通判夏浴讼》为例。饶于财喝了婢女送的茶被毒死，前妻之子控告继母谋杀。海 瑞在审案过程中，发现婢女放茶之处有蜈蚣，断定饶于财误饮掉进蜈蚣的茶而死，遂洗冤案。该篇由事由、告状、诉状和海公判四部分组成：

事由：淳安县乡官通判饶于财，夏浴空室。夜渴，索茶。小婢持置墙孔，饮之，遂中毒死。其前妻之子谓以继母有奸夫在，故毒杀其父，乃讼之于邑。置狱已久，不决。公当时巡行于郡，各县解犯往郡赴审。其继妻再三称冤，公蹙然思之：“其妇如此称冤，莫非果负冤乎？”径造饶室，详审秘探，阅浴处及置茶处，遂严钥其门，概逐饶通判家口于外，亲与一小门子宿其中，仍以茶置墙所。决早起视，果有蜈蚣堕焉。急命拆墙，遍内皆穴蜈蚣。焚烧移两时方绝，臭不可闻。遂开其妇之罪，冤始得解，妇叩谢而归。

紧接的是饶通判前妻之子告状人饶清的“告继母谋杀亲夫”的状词和被告人姚氏所写的“诉”状。文长不录。而最后部分则是“海公判”：

审得于财之死，非毒药之毒，蜈蚣之毒矣！但无用小婢置茶，胡不持入室而与，何持置墙孔而与之哉！因而中毒，死者亦命已矣。饶清以继母有他奸夫，怒究之姚氏将毒药杀，而清之告亦为父伸冤之故也，但未询其实，陷母置狱，坏名节，是伊为子之过矣。若非经吾睫亲睹，是姚氏偿伊父命者将何以辞焉。非几乎屈陷一命，合拟忤逆罪加。姑且免究，的决惩戒。（注：《古本小说丛刊》第7辑，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明代李春芳编万历三十四年金陵万卷楼虚舟先生刊本。）

这篇作品的形态在明清案判小说中是比较典型的。明清案判小说结构形式大同小异，基本是由事由、告状、诉状和判词几部分组成的。在形式上和公牍文案非常相似， 这在小说史上是非常奇特的。案判小说的这种特殊文体，明显是受到判文与公案书籍的影响，如宋人小说《醉翁谈录》的“私情公案”和“花判公案”就是采用这种形态。从叙事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判案小说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它不注重事件过程的叙述，而在对于事件的分析判断。它们似乎是案判的公文集成，可能需要说书艺人加以演绎加工。这类小说没有产生过非常杰出的艺术作品，可能反映出这种形态的局限性。

从唐代的判到宋代的公案小说、元代的公案戏和明清的案判小说，其间的承传关系隐约可辨。判文原来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文体，与叙事文学文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文学史事实却告诉我们，判文文体曾影响了一些叙事文学文体。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中国古代像判文一样兼应用性和文学性于一身的文体很多，例如诏、册、表、章、露布、奏疏、弹文、檄文等，为什么它们却不能像判文那样对叙事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呢？从文体的内部来看，判所具有的虚拟性与叙事因素是判文与叙事文学产生联系的内在原因。许多判文所涉及的事件都具有一定的虚拟性，是想象虚构之辞，这是它与叙事文学的共通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判文本身具有一些潜在的、特殊的叙事功能。因为判的前提是某一事件的发生，判文又包含对于事件的叙述和分析，判的结果也便是事件的终结。因此判文具有关于事件由来、发展及结局等简单叙事因素，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或者说具备发展成叙事文学的可能性和空间。而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因素加以渲染、加工和演绎，自然也就成为案判类的叙事文学了，这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或上加两撇
＠②原字颖去禾加火
＠③原字石加岂
＠④原字亻加丕
＠⑤原字山加巨
＠⑥原字族下加鸟
＠⑦原字疒加火
＠⑧原字日加丙
＠⑨原字面加见
＠⑩原字廴内加西
＠(11)原字月加兆
＠(12)原字擅去扌加饣
＠(13)原字氵加睿
＠(14)原字王加景
＠(15)原字讠加胥
＠(16)原字月加去
＠(17)原字口加赫
＠(18 )原字王加晋
＠(19)原字氵加蒙
＠(20)原字竹下加录的繁体
＠(21)原字石下加朱
＠(22)原字钅加追

（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1999年第六期）

周作人

我考查中国许多大学的国文学系的课程，看出一个同样的极大的缺陷，便是没有正式的八股文的讲义。我曾经对好几个朋友提议过，大学里－－至少是北京大学应该正式地“读经”，把儒教的重要的经典，例如易，诗，书，一部部地来讲读，照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日光里，用言语历史学来解释它的意义，用“社会人类学”来阐明它的本相，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此其一。在现今大家高呼伦理化的时代，固然也未必会有人胆敢出来提倡打倒圣经，即使当日真有“废孔于庙罢其祀” 的呼声，他们如没有先去好好地读一番经，那么也还是白呼的。我的第二个提议即是应该大讲其八股，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 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所以，除在文学史大纲上公平他讲过之外， 在本科二三年应礼聘专家讲授八股文，每周至少二小时，定为必修科，凡此课考试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这在我是十二分地诚实的提议，但是，呜呼哀哉，朋友们似乎也以为我是以讽刺为业，都认作一种玩笑的话，没有一个肯接受这个条陈。固然，人选困难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精通八股的人现在已经不大多了，这些人又未必都适于或肯教，只有夏曾佑先生听说曾有此意，然而可惜这位先觉早已归了道山了。

八股文的价值却决不因这些事情而跌落，它永久是中国文学－－不，简直可以大胆一点说中国文化的结晶，无论现在有没有人承认这个事实，这总是不可遮掩的明白 的事实。八股算是已经死了，不过，它正如童话里的妖怪，被英雄剁作几块，它老人家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从那妖形妖势上面看来，可以证明老妖的不死。我们先从汉字看起，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它有所谓六书，所以有象形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 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有如对联，“云中雁”对“鸟枪打”这种对法，西洋人大抵还能了解。至于红可以对绿而不可以对黄，则非黄帝子孙恐怕难以懂 得了。有如灯谜，诗钟。再上去，有如津诗，骈文，已由文字游戏而进于正宗的文学。自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化骈为散之后，骈文似乎已交末运，然而不然：八股 文生于宋，至明而少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而且破题的作法差不多就是灯谜，至于有些“无情搭”显然须应用诗钟的手法才能奏效，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精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世上许多褒贬都不免有点误解， 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其次，我们来看一看八股里的音乐的分子。不幸我于音乐是绝对的门外汉，就是顶好的音乐我听了也只是不讨厌罢了，全然不懂它的好处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中国国民酷好音乐，八股文里含有重量的音乐分子，知道了这两点，在现今的谈论里也就勉强可以对付了。我常想中国人是音乐的国民，虽然这些音乐在我个人偏偏是不甚喜欢的。中国人的戏迷是实在的事，他们不但在戏园子里迷，就是平常一个人走夜路，觉得有点害怕，或是闲着无事的时候，便不知不觉高声朗诵出来， 是《空城计》的一节呢，还是《四郎探母》，因为是外行我不知道，但总之是唱着什么就是。昆曲的句子已经不大高明，皮簧更是不行，几乎是“八部书外”的东 西，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也乐此不疲，虽然他们如默读脚本，也一定要大叫不通不止，等到在台上一发声，把这些不通的话拉长了，加上丝弦家伙，他们便觉得滋滋有味，颠头摇腿，至于忘形：我想，这未必是中国的歌唱特别微妙，实在只是中国人特别嗜好节调罢。从这里我就联想到中国人的读诗，读古文，尤其是读八股的上面去。他们读这些文章时的那副情形大家想必还记得，摇头摆脑，简直和听梅畹华先生唱戏时差不多，有人见了要诧异地问，哼一篇烂如泥的烂时文，何至于如此快乐呢？我知道，他是麻醉于音乐里哩。他读到这一出股：“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 之典要，”耳朵里只听得自己琅琅的音调，便有如置身戏馆，完全忘记了这些狗屁不通的文句，只是在抑扬顿挫的歇声中间三魂渺渺七魂茫茫地陶醉着了。（说到陶醉，我很怀疑这与抽大烟的快乐有点相近，只可惜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证明。）再从反面说来，做八股文的方法也纯粹是音乐的。它的第一步自然是认题，用做灯谜诗钟以及喜庆对联等法，检点应用的材料，随后是选谱，即选定合宜的套数，按谱填词，这是极重要的一点。从前的一个族叔，文理清通，而屡试不售，遂发愤用功，每晚坐高楼上朗读文章，（《小题正鹄》），半年后应府县考皆列前茅，次年春间即进了秀才。这个很好的例可以证明八股是文义轻而声调重，做文的秘诀 是熟记好些名家旧谱，临时照填，且填且歌，跟了上句的气势，下句的调子自然出来，把适宜的平仄字填上去，便可成为上好时文了。中国人无论写什么都要一面吟哦着，也是这个缘故，虽然所做的不是八股，读书时也是如此，甚至读家信或报章也非朗诵不可，于此更可以想见这种情形之普遍了。

其次，我们再来谈一谈中国的奴隶性罢。几千年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前清末年有过一个笑话，有洋人到总理衙门去，出来了七八个红顶花翎的大官，大家没有话可讲，洋人开言道 “今天天气好。”首席的大声答道“好。”其余的红顶花翎接连地大声答道好好好……其声如狗叫云。这个把戏，是中国做官以及处世的妙诀，在文章上叫作“代圣贤立言”，又可以称作“赋得”，换句话就是奉命说话。做“制艺”的人奉到题目，遵守“功令”，在应该说什么与怎样说的范围之内，尽力地显出本领来，显得好时便是“中式”，就是新贵人的举人进士了。我们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它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股做着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着雪 茄。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赶紧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绝了没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是夺舍投胎地复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这种事情恐怕是不大愉快的，有些人或者要感到苦痛，有如洗刮身上的一个大疔疮。这个，我想也可以各人随便，反正我并不相信统 一思想的理论，假如有人怕感到幻灭之悲哀，那么让他仍旧把膏药贴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可罢。

总之我是想来提倡八股文之研究，纲领只此一句，其余的说明可以算是多余的废话，其次，我的提议也并不完全是反话或讽刺，虽然说得那么地不规矩相。

十九年五月 （1930年5月作，选自《看云集》）

晚清的“诸神”处境十分尴尬。在晚清小说里，像这样的段落令人莞尔。我也把它翻译成英文，希望尽量保持原有趣味。

文昌帝君怒容滿面曰：“甚么立憲！下界人只講得一句變法，便停了科舉，遂使我的血食登時冷淡起來，此刻索性鬧到天上來了。”

魁星曰：“豈但是你，便連我這枝朱筆也沒用了。你不見我么，舉起手，高高的提起這枝筆，永遠沒得點下去，好不難受！”

香案吏嘆曰：“豈但你二位，還有可怜的呢。自從那年中國把台灣割歸日本，日本听說是個立憲國，崇尚西法，不敬神道的，所有台澎一帶的府縣城隍，都沒了事，猶如裁缺官儿一般，都到天上來候補，天天到我這里來鑽門路。你道可怜不可怜？”

夜游神拍手道：“几個府縣城隍，又算得什么。你還不知道，自從台灣歸了日本之後，几十万個灶君，莫不流离失所，窮得十分可怜，跑回內地來，無可托足，往往餓急了，扒到人家灶 突上窺探，等人家的灶君睡著了，卻下去偷冷飯吃。內中只有三四個得著好處的，這三四個跑到上海，查一查，見金隆、寶德、密采里等几家外國飯店是沒有灶君 的，他們便各据一家。天天吃大菜。…”

Lord Wenchang (god of letters) is very indignant: “What a constitutional reform! No sooner some people in the under realm say something about reform than their court abolish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1] This causes the reduction of offerings to me. Now the reform even disrupts the heaven!”

The Dipper Star[2] says: “Not only you are being affected. Even my red ink brush is useless now. Cannot you see it? I am holding my brush pen high, but cannot stroke it down.[3] This is really unbearable.

The Incense Burner Table Clerk sighed: “Not only you are pathetic. There are other wretched ones. Since that year China ceded Taiwan to Japan[4]—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hat worships the West while disregarding gods and spirits—all the city gods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in Taiwan and Penghu (The Pescadores) have been fired. Resembling laid-off officials, they swarm into the firmament, waiting for reassignments. They sit in my lobby everyday. Isn’t that pathetic?”

The Night Wandering Spirit claps his hands and says: “It’s not big news that some city gods have lost jobs. You know what? After Taiwan was taken by Japa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kitchen gods have become poor vagabonds. They flee back to inland China but without a place to settle down. When they get too hungry, they climb up chimneys of households, waiting for the residential kitchen gods’ sleeping time. Then they will drop into the kitchens to steal some cold meals. A few lucky ones—only three or four of them—come to Shanghai. After some exploration, they discovered that several foreign restaurants—Jin Long, Bao De, Mi Cai Li and so on—have no residential kitchen gods. So they each occupy one kitchen. Everyday they eat Western dishes….

王敦

小时候读过郭沫若先生一篇回忆体《我的童年》，里面有个老师自我介绍时说：“学问之道，为师者半，为友者半，为己者半。”这句开场白，却为先生换来了“三半先生”的诨名。先生听到以后并不以为然，说：“一个橘子不还十好几瓣吗？”

小朋友们拿“三半先生”找乐儿，当然合乎儿童心理学原理，但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话其实也不错。特别是现在的我——经历了七八年的留学——对“学问之道”的这“三半”感受很深。细分起来，一个人的求学生涯里会有很多师，很多友，也有不同阶段的多个自我，如果一瓣一瓣地剖析起来，不正像剖一个橘子吗？一个橘子要想长好，需要土壤和阳光雨露都合适——正如同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遇到的环境——如此，每一瓣嚼起来才会是甜的。

二〇〇一年，我初到伯克利就有幸认识了一“瓣”很有营养的学长，高峰枫。他是北大英文系出身，在这里念比较文学系，却来旁听我们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的唐宋词研讨。课上，Robert Ashmore教授——北大中文系硕士，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的博士——带领我们进行细读。高学长是个训练有素的文学阅读者，总能发现字里行间隐秘的“张力”和工艺。他分明是在向我示范四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的威力，然而都是在中国诗词学的范围内就事论事，不落半点理论言筌。课程过半，我正对高峰枫佩服得紧，他却消失了，据说是加紧赶制毕业论文，来不了了。从此， Ashmore 教授在课上常常若有所思：“不知道峰枫对这一句怎么看？”或：“不知道峰枫会对此处做何解？”我彻底服了，觉得高峰枫就像王冕，是只在《儒林外史》第一回才出现的高人。

学长从课堂上消失之前，已经对我这个北大学弟问寒问暖了。我更是很兴奋从此能和峰枫兄论学、喝啤酒、让峰枫兄带我——如同城里老鼠带乡下老鼠一般——去伯克利有名的书店 Moe’s Books 和 Cody’s Books 里见世面。（在中餐馆里，峰枫兄一定先问酒保：“你会中文官话吗？”如果回答说“会！”峰枫兄就只跟酒保说普通话。）如今，我亦饱尝了赶写博士论文的甘苦，所以对峰枫兄在我身上花的时间更为领情。几年难得见上一面了。在记忆的咀嚼中，高峰枫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瓣”普通的学长。他的营养价值极高，是不断滋养着我的“高乐高”。

我在来美国前就已经从《读书》杂志上见识这个名字了。二〇〇〇年某期有一篇《找寻历史上的耶稣》，署名“高峰枫”。我对其渊博而又平易的风格很欣赏。没想到在伯克利，竟能碰到该作者，而且是位学长！高学长钻研拉丁文和古典的学问，拿西方经典中的经典圣经开刀。对于这样的学问我到今天也不懂，所以也不敢乱说。因此，下面不说学问，只说“隐私”。

说高学长的妙处，真不必拘泥于学问上面。就说他的房租吧，真是在伯克利没见过的低。这不是说他住得很破——相反，他的公寓在学生中是很奢侈的，又位于校园附近很漂亮的College Ave.。高学长能享如此之福，真真说明了“无所用心”的实惠。当年学长搬进去的时候——我来伯克利多年以前的事了——那个公寓真是贵。楼主以此价租给学长，觉得一定是稳赚了。为了能稳住学长，更在租约里写了 Rent Control 的款项——也就是说只要房客不搬走，就不能涨价。学长图个上学方便，乖乖就范，再不挪窝儿了。但谁都没有料到后来房租行情会飙升如火山喷发。就这样年复一年，随着学长的学业有成，旧金山湾区一带的平均房租也翻了一翻多。如此，学长以最便宜之价格享受如此美宅，让房地产资本家气死，让出版业资本家乐死。（他把省出来的钱 拿去买书了。）楼主多次问他还毕不毕业了，我看是快疯了。人说“一诺值千金”，我看学长这“一诺”，赚了何止“千金”。最后学长终于说要毕业了，还帮我问楼主如果我接着租要多少钱。听到楼主的答复，这回轮到我疯了。

如此美宅，峰枫兄也慷慨地让我白住了一暑假多。我也就在此期间“登堂入室”，进一步窥测学长的“私生活”。事情是这样，国际会馆（International House, Berkeley）暑假太贵。我搬出来后没地方周转，高兄就收留了我。他搬到客厅里，睡床垫，我在他的卧室里睡剩下的光板儿 box。未几，高兄回国一趟，临行前把他那举世无双的房钱塞在写好的小信封里，让我按月塞在“经理室”的门下。我每天上午在暑期学校学日语——系里要求学两年半的日语——下午写作业，在国际会馆打工，周末全打工，做小卖部的伙计。每天晚上复预习日语之余，唯有仰望高学长的若干大书架以解乡愁。望着堆得满满的洋书——极贵，每本儿至少二三十美元——我想：这钱就是用来下馆子也够好几年啊！我也想起了我系奚如谷（Stephen H. West）教授爱说的一句话：读书人是长了两只脚的书橱。

独自享用如此美宅，我就把床垫又搬回 box 上面，躺着看高峰枫的书。可惜我那时的知识比现在还贫瘠，又太忙，面对这么多宝贝，真是吃不动，只留下了若干模糊的印象。我后悔当时没拿个本子把书名作者名都记下来。要想重访这些面目模糊的朋友——我想——也只好以后“登堂入室”高峰枫在北京的家了。高峰枫也曾教我一个好习惯，那就是用本子把看到的好文章都给抄下来，一来养眼，二来养心。这一点我是听进去了，到现在不论是引用资料还是揣摩中英文章法，都受惠无穷。这些摘抄到今天我都已经给“数码化”了，还不时地放在“博客”上去显摆一番。

暑假过得很快。塞了两回小信封，我的日文强化课也上完了。有一天回来推开门，听见古典音乐，知道峰枫兄回来了。果然，床垫又回到客厅，峰枫兄正躺在上面睡呢。第二天，他连时差也没倒，就明显加快了写论文的步伐。我看他自律极严，坐功极佳，是个早起早睡并以蔬菜胡萝卜代肉之人。他说只有上午干够了一定的活 儿，心里才觉得踏实。一直到天黑之前，他都是这样伏案正坐。他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一个下象棋的软件。我看他换脑筋的时候，就以此下棋自娱。天黑之后，峰枫兄就从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看书，跟我聊天儿，处理杂务。他还要看一集中文电视里的“小李飞刀”，看的时候还“嘿嘿儿”地一个人乐出声儿来。到了九点多，他再听听古典音乐，翻看金圣叹评点的古典小说，喝杯牛奶，然后就早早地躺在床垫上睡觉了。就这样，天天如此，除了在周末他会抽出一个半天，坐地铁去旧金山中国城的一个文化中心去拉二胡。（或者是板胡、京胡或高胡，再不就是弹琵琶或打扬琴——我记不清了。）

八月中旬，新学期伊始。每天把书读来读去，课听来听去，我仿佛一个人同时开练几种武功，方寸大乱。高兄看我这个样子就安慰我：你自个儿别乱，先往里灌，以后总有一天会清楚的。再后来，我找到了住处，搬出了高兄的“美地”。如学长所言，我每天努力往里“灌”。可惜再也听不到学长看“小李飞刀”时的“嘿嘿儿”声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学长毕业了，要归国了。临行前，在人民公园（People’s Park）里，峰枫兄留给了我一口袋书——他说实在太沉，搬不走了。其中有德语和法语词典——他说以后用得着，有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词汇学名著 Chasing the Sun，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章太炎研究，历史学家 Paul Cohen 的义和团研究，William Harmon 编的文学术语手册，等等。人民公园一别，学长就回北大英文系教书去了。面对这些书，我茫然若失了好一阵子，如同漫画《三毛流浪记》里形单影只的三毛。

“一诺千金”、“内力深厚”、“临别授予秘笈”，还有拉二胡……这些都是大众想象中“大侠”的风范。我很幸运在步入当代“儒林”的第一“回”，就能遇到峰枫兄这样的高人。有一次我在 Email 里谈他留下的这些书对我多有帮助。他回信说都忘了把《文学理论》送给了我；有时还纳闷：这书去哪里了？还以为寄回来的时候弄丢了呢。古人讲：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我不但没报，还尽在这里披露学长的“隐私”。好在学长是个宽厚之人；现在没准儿正对着书橱，拉二胡偷着乐呢！

© Copyright by Dun Wang (王敦).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拥有者：Dun Wang (王敦)。

Sometimes it is not quite the first sentence that brings the character alive. The opening sentence of the second chapter of Pickwick Papers brings Mr Pickwick to life for me, along with the distinctive ironic parodic voice of Dickens himself, the “Immortal Boz,” as he liked to be called. What is parodied in this case is the circumstantiality of place and date that is expected of “realist” fiction. The sentence opening the second chapter picks up the fiat lux echo in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novel. Here is part of that first first sentence: “The first ray of light which illumines the gloom, and converts into a dazzling brilliancy that obscurity in which the earlier history of the immortal Pickwick would appear to be involved…” This opening parodies not only Genesis but also the pomposities found in official biographies of “great men.” It also indicates Dickens’s inaugural power as author, light-bringer. The echo of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chapter applies the same figure to Pickwick’s appearance find morning:

That punctual servant of all work, the sun, had just risen, and begun to strike a light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teenth of May, one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twenty-seven, when Mr Samuel Pickwick burst like another sun from his slumbers, threw open his chamber window, and looked out upon the world beneath. Goswell Street was at his feet, Goswell Street was on his right hand—as far as the eye could reach, Goswell Street extended on his left; and the opposite side of Goswell Street was over the way.

George Eliot’s Dorothea Brooke, in Middlemarch, to give another example of a deferred beginning, does not come fully alive for me in the opening sentences. The novel opens like this: “Miss Brooke had that kind of beauty which seems to be thrown into relief by poor dress. Her hand and wrist were so finely formed that she could wear sleeves not less bare of style than those in which the Blessed Virgin appeared to Italian painters…” This is circumstantial enough, but what really brings Dorothea to life for me is a moment in the opening scene with her sister Celia when, against her principles, Dorothea admires the jewelry they have inherited from their mother: “‘How very beautiful these gems are!’ said Dorothea, under a new current of feeling, as sudden as the gleam [that the sun has just reflected from the jewels].”

The attentive reader will note how often these openings, though I have chosen them more or less at random from those that stick in my mind, involve in one way or another either the sun or the opening of a window. Sometimes, as in Pickwick papers, both motifs are present. Mrs Dalloway, to give a final example, a few sentences beyond the opening sentence I have cited, shows Clarissa remembering an experience of her childhood:

What a lark! What a plunge! For so it had always seemed to her, when, with a little squeak of the hinges, which she could hear now, she had burst open the French windows and plunged at Bourton into the open air.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even these imaginary literary ones, seems naturally figured by a rising sun or by a window opening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Robert Alter, “Reading Style In Dickens”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0.1 (1996) 130-137.

…

A grey dusty withered evening in London city has not a hopeful aspect. The closed warehouses and offices have an air of death about them, and the national dread of colour has an air of mourning. The towers and steeples of the many house-encompassed churches, dark and dingy as the sky that seems descending on them, are no relief to the general gloom; a sun-dial on a church-wall has the look, in its useless black shade of having failed in its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stopped payment for ever; melancholy waifs and strays of housekeepers and porters sweep melancholy waifs and strays of papers and pins into the kennels, and other more melancholy waifs and strays explore them, searching and stooping and poling for anything to sell. The set of humanity outward from the City is as a set of prisoners departing from jail, and dismal Newgate seems quite as fit a stronghold for the mighty Lord Mayor as his own state-dwelling.

This is the sort of passage in Dickens that rewards repeated readings, for on rereading–optimally, rereading out loud–one comes to a fuller perception of how all the verbal elements cohere in an integrated vision of the city. The evening sky is covered with clouds; the indication that they are “dingy” suggests dirt and pollution (in fact, a grave problem in an overcrowded London where at any given momen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oft-coal fires were burning). When Dickens does not use actual anaphora, he nevertheless usually enforces a unity of thematic perspective by lining up a whole set of overlapping, nearly synonymous attributes in his descriptions. The sequence “grey dusty withered” leads quickly to “death,” semantically echoed in “air of mourning” and “black shade,” visually reinforced by “dark and dingy,” with the integrated effect of the whole underlined phonetically by the alliteration: dusty-death-dark-dingy-descending-departing-dismal. There [End Page 133] are four different elaborated metaphors here that manage to hang together effectively: first death, then bankruptcy, then the swept away refuse as strays and waifs, then imprisonment. What rereading leads me to see is how remarkably all four resonate with the larger vision of the novel. The repetition of melancholy waifs and strays sweeping out melancholy waifs and strays of refuse to be picked through by human counterparts takes up the novel’s recurrent sense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as an unending chain of scavenging, wealth extracted from garbage. (The fact that the street-people are “poling” through the refuse takes us directly back to the opening scene of the novel, in which Gaffer Hexam poles the Thames in search of human bodies and whatever wealth they may carry.) Marxists may happily find here an image of alienated labor, Foucauldians, an image of the carceral self; what is clear is that Dickens’s vis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at the heigh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unable to accommodate the idea of productive labor in all the new distortions of human relations, imagining instead only an endless dirty paper-chase, filthy lucre extracted from filth.

As I ponder the deployment of metaphors, what emerges as the center of the passage, both spatially and figuratively, is the fantastically witty representation of the bankrupt sundial. It cannot indicate time, of course, because the sky is covered with dingy clouds; the metaphor of bankruptcy has a metonymic trigger because the sundial stands in the middle of the financial district, the City of London. Its location on a church-wall, realistically plausible, may suggest the futility or irrelevance of religion in this dead urban world of finance. The characteristic trait of the later Dickens is that the fantastication leads to grim visionary perception, metaphor carrying him to unanticipated depths. For a sundial that has “stopped payment forever” is a forlorn, now useless, index of time in a world hopelessly cut off from nature, where it seems as though the sun will never shine again. The passage, I notice on a third or fourth reading, proceeds through intensification, culminating in the image of the bankrupt sundial. It begins with the studied formality of an understatement: “A grey dusty withered evening . . . has not a hopeful aspect.” Then the buildings have “an air of death.” The sundial trapped in black shade intimate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eath of the sun itself. As a reader, I keep the apocalyptic broodings fostered by this imagery very much in mind when I encounter this related cityscape, just two chapters on: [End Page 134]

It was a foggy day in London, and the fog was heavy and dark. Animate London, with smarting eyes and irritated lungs, was blinking, wheezing, and choking; inanimate London was a sooty spectre, divided in purpose between being visible and invisible, and so being wholly neither. Gas-lights flared in the shops with a haggard and unblest air, as knowing themselves to be night-creatures that had no business under the sun; while the sun itself, when it was for a few moments dimly indicated through circling eddies of fog, showed as if it had gone out, and were collapsing flat and cold. Even in the surrounding country it was a foggy day, but there the fog was grey, whereas in London it was, at about the boundary line, dark yellow, and a little within it brown, and then browner, and then browner, until at the heart of the City–which call Saint Mary Axe–it was rusty-black. From any point of the high ridge of land northward, it might have been discerned that the loftiest buildings made an occasional struggle to get their heads above the foggy sea, and especially that the great dome of Saint Paul’s seemed to die hard; but that was not perceivable at their feet, where the whole metropolis was a heap of vapour charged with the muffled sound of wheels and enfolding a gigantic catarrh.

Dickens’s prose is thematically organized in a virtually musical sense, and so the first sentence enunciates the fog-theme, tells us this is going to be a set-piece on fog: “It was a foggy day in London, and the fog was heavy and dark.” Again there is a precisely observed realistic matrix for Dickens’s metaphoric fantastication. Although the word “smog” had not yet been invented, that is clearly what Dickens is describing, as the narrator’s panoramic view moves inward through concentric circles from the still unpolluted fog in the countryside to the yellow-tinged fog near the city limits to the poisonous brown and reddish black smog of the metropolitan center that looks like modern Los Angeles on a very bad day. (A tiny bonus of repeated readings is to notice how the rust in “rusty black” is associatively triggered by the near-to-hand iron tool in “Saint Mary Axe.”) As so often in late Dickens, these niceties of realistic observation are transformed into phantasmagoric vision by the play of metaphor, and for me as a reader, pondering the ramifications of metaphor helps me see what the passage and the novel are all about.

As in the previous passage, an apocalyptic image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description–the sun swathed in fog that “showed as if it had gone out, and were collapsing flat and cold.” This strikes me as a grimmer evocation of the extinguishing of the sun than the nervous jocularity of the bankrupt-sundial image: what follows the “as if” is a chilling sense of [End Page 135] light dying in the universe. The idea of the collapsed sun is coordinated with three interrelated metaphors, two of which have a physiological basis: choking, drowning, and ghosts. The last of these three provides folkloric definition for the first two since a ghost is an intermediate being between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choking or drowning is a transitional stat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In this connection, rereading helps one feel the etymological weight with which Dickens often uses words. To be “animate” is to possess an anima, a spirit, while the inanimate is devoid of spirit; and Dickens works the ambiguities of connection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se two ostensibly opposed categories. Fog-enshrouded London, like a ghost, cannot make up its mind whether to be visible or not; and the “haggard” air of the gas-lamps lit by day, coupled as it is with “unblest” and “night-creatures,” activates the folk-etymological connection between “haggard” and “hag.”

The metaphoric imagination of the mature Dickens is powerfully integrative–often, I suspect, intuitively rather than intentionally–and one sees that power working here in the image of the city drowning in fog (lofty Saint Paul’s the last to go), which of course carries forward the images of death by drowning that run through the novel from the first sombre scene on the Thames till the watery death of Rogue Riderhood and Bradley Headstone near the end. Asphyxiation, in turn, is a kind of inner drowning, and Dickens’s representation of what thick smog really does to eyes and throat and lungs gives his overarching motif of drowning a physiological immediacy. If style, as I have proposed, is the air we breathe in the constructed world of the novel, the Dickensian procedure of using chains of overlapping terms makes the breathing here labored: “Animate London, with smarting eyes and irritated lungs, was blinking, wheezing, and choking.” Dickens continues to assume these respiratory difficulties as he goes on to evoke the spectral gas-lamps, the collapsed sun, the chromatic gradations of smog, and the drowning city, and they resurface in the brilliant summarizing metaphor with which the passage concludes: “the whole metropolis was a heap of vapour charged with the muffled sound of wheels and enfolding a gigantic catarrh.” That final revelatory image, saved for the last word of the paragraph, illustrates the almost coercive force of metaphoric imagination, combining in a single term disease, difficulty of breathing, rheumy fluids, bleariness, messiness–all that the industrial age has made of London in Dickens’s eyes.

…

]]> http://wangdun.wordpress.com/2008/05/30/reading-style-in-dickens/feed/ 0 wangdun http://wangdun.wordpress.com/2008/05/29/%e9%b8%bd%e5%bc%82/ http://wangdun.wordpress.com/2008/05/29/%e9%b8%bd%e5%bc%82/#comments Thu, 29 May 2008 17:56:00 +0000 Dun Wang http://wangdun.wordpress.com/2008/05/29/%e9%b8%bd%e5%bc%82/ ]]>

《聊斋志异·鸽异》

鸽异

鸽类甚繁：晋有坤星，鲁有鹤秀，黔有腋蝶，梁有翻跳，越有诸尖，皆异种也。又有靴头、点子、大白、黑石、夫妇雀、花狗眼之类，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
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经而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鸽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以十金购 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游”。齐鲁养鸽家，无如公子最；公子亦以鸽自诩。
一夜坐斋中，忽一白衣少年叩扉入，殊不相识。问之，答曰：“漂泊之人，姓名何足道。遥闻畜鸽最盛，此亦生平所好，愿得寓目。”张乃尽出所 有，五色俱备，灿若云锦。少年笑曰：“人言果不虚，公子可谓养鸽之能事矣。仆亦携有一两头，颇愿观之否？”张喜，从少年去。月色冥漠，旷野萧条，心窃疑俱。少年指曰：“请勉行，寓屋不远矣。”又数武，见一道院仅两楹，少年握手入，昧无灯火。少年立庭中，口中作鸽鸣。忽有两鸽出：状类常鸽而毛纯白，飞与檐齐，且鸣且斗，每一扑，必作斤斗。少年挥之以肱，连翼而去。复撮口作异声，又有两鸽出：大者如鹜，小者裁如拳，集阶上，学鹤舞。大者延颈立，张翼作屏，宛转鸣跳，若引之；小者上下飞鸣，时集其顶，翼翩翩如燕子落蒲叶上，声纸碎类鼗鼓；大者伸颈不敢动。鸣愈急，声变如磬，两两相和，间杂中节。既而小者飞起， 大者又颠倒引呼之。张嘉叹不已，自觉望洋可愧。遂揖少年，乞求分爱，少年不许。又固求之，少年乃叱鸽去，仍作前声，招二白鸽来，以手把之，曰：“如不嫌 憎，以此塞责。”接而玩之，睛映月作琥珀色，两目通透，若无隔阂，中黑珠圆于椒粒；启其翼，胁肉晶莹，脏腑可数。张甚奇之，而意犹未足，诡求不已。少年 曰：“尚有两种未献，今不敢复请观矣。”
方竞论间，家人燎麻炬入寻主人。回视少年，化白鸽大如鸡，冲霄而去。又目前院宇都渺，盖一小墓，树二柏焉。与家人抱鸽，骇叹而归。试使飞，驯异如初，虽非其尤，人世亦绝少矣。于是爱惜臻至。
积二年，育雌雄各三。虽戚好求之，不得也。有父执某公为贵官，一日见公子，问：“畜鸽几许？”公子唯唯以退。疑某意爱好之也，思所以报而割爱良难。又念长者之求，不可重拂。且不敢以常鸽应，选二白鸽笼送之，自以千金之赠不啻也。他日见某公，颇有德色，而其殊无一申谢语。心不能忍，问：“前禽佳否？”答云：“亦肥美。”张惊曰：“烹之乎？”曰：“然。”张大惊曰：“此非常鸽，乃俗所言‘靼鞑’者也！”某回思曰：“味亦殊无异处。”
张叹恨而返。至夜梦白衣少年至，责之曰：“我以君能爱之，故遂托以子孙。何以明珠暗投，致残鼎镬！今率儿辈去矣。”言已化为鸽，所养白鸽皆从之，飞鸣径去。天明视之，果俱亡矣。心甚恨之，遂以所畜，分赠知交，数日而尽。异史氏曰：“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向有友人馈朱鲫于孙公子禹年，家无慧仆，以老佣往。及门，倾水出鱼，索柈而进之，及达主所，鱼已枯毙。公子笑而不言，以酒犒佣，即烹鱼以飨。既归，主人问：“公子得鱼颇欢慰否？”答曰：“欢甚。”问：“何以知？” 曰：“公子见鱼便欣然有笑容，立命赐酒，且烹数尾以犒小人。”主人骇甚，自念所赠，颇不粗劣，何至烹赐下人。因责之曰：“必汝蠢顽无礼，故公子迁怒耳。” 佣扬手力辩曰：“我固陋拙，遂以为非人也！登公子门，小心如许，犹恐筲斗不文，敬索柈出，一一匀排而后进之，有何不周详也？”主人骂而遣之。
灵隐寺僧某以茶得名，铛臼皆精。然所蓄茶有数等，恒视客之贵贱以为烹献；其最上者，非贵客及知味者，不一奉也。一日有贵官至，僧伏谒甚恭，出佳茶，手自烹进，冀得称誉。贵官默然。僧惑甚，又以最上一等烹而进之。饮已将尽，并无赞语。僧急不能待，鞠躬曰：“茶何如？”贵官执盏一拱曰：“甚热。”此两事，可与张公子之赠鸽同一笑也。

这一篇〈论华人之可用〉，见于郑振铎先生编的《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年初版），放在严复的名下。1962年，中华书局委托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一部《严复集》。经过考证，编纂者对于此篇是否为严复所作提出质疑，所以没有收入1962年的《严复集》中。1962年的质疑与1937年郑振铎先生的收录，各有其见解。对于2008年的我来说，无论该文作者是不是严复，他的口吻和从中透出的阅历，与严复实在很像。

此文互联网上还见不到。我就花了一点时间，从《晚清文选》中把这篇〈论华人之可用〉敲录下来，为网络上的人文资源添一块砖。

今之策时局者，鳃鳃以乏才为虑。夫虑之诚是也，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战胜攻取之勇，始得谓之才也，即片长薄技，各食己力，其致功也勤，其为谋也忠，亦无不可谓之才。今始语人曰：中国人之职业勤，莫不讶然异。又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谋事忠，莫不哑然笑。不知无容异，无容笑也。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通商互市之区，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之者洋人，而华人之司事其间者，或理账目，或操笔札，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每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责有专属，无推诿也，时有定晷，无虚旷也。非礼拜不得治私，非要事不得请假。凡夫朋友之酬酢，亲戚之往来，即有疏略，在彼可以自解，在人亦可相谅，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洋人在中国，非传教经商，即办理交涉事宜，究其要诀，在熟识人情，习知华事。顾欲识人情知华事，非通语言，识文字不可。而洋人在中国，能通我之语言者，百不得十焉，能识我之文字者，百不得一焉。然往往见微知著，凡华人之俗尚好恶，与夫一切情伪，无不洞若观火，岂真有先觉之贤哉？亦得之为彼 司事之华人为多也。夫华人得其薪赀，既与之勤恳办事，又复出其余力，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俾之阅历愈深，世故愈熟，无丝毫之隔膜，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或者曰：子之言过矣。由前之说，以食毛践土之俦，不思效用于国家，而甘为洋人服役，虽勤何足取。由后之说，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无异不肖子弟，将家庭暧昧之事，播告邻里乡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而子顾许之以忠，不亦悖乎？噫为是说者，抑亦勿思甚矣。天下立言之理，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亦当不为己甚。 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类不过能操洋语，善探主意，固非读书明理者比。必以大义绳之，殊觉不恕。况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曰：华人为洋人办事，既如是之勤且忠，而为中国办事，往往不然。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授之中国之事，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则又何说？曰：此非任事者之过，乃用者之咎也。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设有偾事，立遭屏斥。其谨慎小心，始终无怠者，不特优加薪水，或以他事托辞，则为之先往，或当新旧交替，则为之敦托。不幸而积劳病故，有抚恤之典，有捐助之款，俾其父母妻子，藉以养赡，藉以成立。此虽外洋之公例固然，然而仁至义尽，实足感动人心，无怪人之乐为之用也。中国则不然，其用人也，率顾一己之私情，不问人之能否。偷惰者未必见责，操劳 者未必获奖。夫人情不甚相远，既无利害于其间，何苦独为其难。久之锐气渐消，颓丧成习，而于所当为之事，废驰败坏，遂至不可收拾。由是言之，其所以致此之弊，亦较然著明矣。抑又闻之，西人之言曰：华人中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开垦耕种，能耐劳苦，尤非他国所及。华人愈多，市埠愈甚。呜呼！洋人借重中国人也如此。中国乃不能鼓励人材，如货之弃地而不惜，致使灰心短气，糊其口于四方者实繁有徒。是不惟楚材不为晋用，而晋材反为楚用也。可胜慨哉！可胜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