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牺牲品（转载）

进化论的牺牲品

● 张鸣

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有名的反面形象，白脸。不过，跟那些历史上同样的反面形象昏君奸臣不同，他的脸之所以变白，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昏暴，挖了忠良的心肝下酒，宠了多少心肠特坏的女人，或者是说了什么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之类的浑话。仅仅是因为他要当皇帝，准备了洪宪帝制以及两套龙袍，逼前清的小皇帝 溥仪让出了三大殿，预备登基。换言之，袁世凯之所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主要是因为他开历史的倒车，跟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进化论开玩笑，违反了历史进步的直线行进律。

由此，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成全了历史进化论，没有让政治的现代性的进程倒退，也造就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即，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和倒退注定要失败。

然而，袁世凯成全了进化论，但历史却并不如此宽宏，多少年之后，至少某些明眼人突然发现，即使在21世 纪的今天，被辛亥革命赶下台的皇帝，也并没有真的从人们心中消失，于是忙着回过头来看历史，一时间，有关袁世凯和孙中山的话题又热了起来，连一向热中于炮 制皇帝戏的电视界，也推出了《走向共和》，让孙、袁这对冤家大放其电。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新作《袁氏当国》在国内出版，应该也是回应有心人回头看的一个 不小的热闹。

我最早接触唐德刚的文字，还是在1980年 代的初期，凑巧在一本所谓内部出版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里，看到有唐编辑的胡适口述史。说实在的，那口述史正文其实平平，了无胜意，倒是唐德刚那夹叙 夹议的注释，很是引人入胜。唐氏的文字不惟老辣，而且透着过来人似的透彻，如老吏断狱，往往一语揭破谜局。可惜的是，眼下摆在我案头的这本唐氏的新作，却 如放了太多年头的腊肉，虽然还是腊肉，少了一点应有的风味。

可以看得出，作者对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怀有历史学家特有的温情，立脚处也相当中立，没有国共人士所特有的立场。不过，可能是作者只是将一些随手的札记连缀成篇，深度的思考不足；也许是当年过多的口述史的整理，不经意间被传主的意见所左右，总之，《袁氏当国》只有片段的精彩，比如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关于当年 民国政府顾问古德诺，关于国民党“二次革命”等等，都还找到唐氏当年文字的风韵，尤其说到民国北洋时期办外交的“专业人士”何以成了不倒翁的那段文字，真 是爱煞个人。然而，通篇看去，这样的文字在全书中并不多见，相反，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不少的游移，不少的武断，甚至还有一些掺杂着大路货资料的老生常谈。

袁世凯复辟是一出悲剧，正因为这出悲剧，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考究其原因，唐氏没有像西方著作那样直接点明，但事实上列出两大理由，一是制度设计的 扞格与制度与人的冲突，二是袁世凯本人思想境界之旧。此论固然突破了过去仅仅在袁氏个人品质道德上转、围绕着“皇帝梦”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说制度问题。辛亥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政权性质是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直接领导内阁。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先进的，而中国学西方就要 “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总统云云，中国的华盛顿云云。然而，待将政权交给袁世凯之际，为了牵制这个枭雄，同是这些先进分子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又将 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实际上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和内阁之间，加了个总理，由总理负责领导内阁。唐氏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制度转换，是革命党 人想要“虚君”，而袁世凯根本不想做虚君，“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

不错，当时的革命党人，的确在制度设计上欠考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制度有着近乎神圣的迷信，像当时的名记者黄远庸说的那样，幻想着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帜挂在城头，中国就可以立马改变了模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对民主制度的虔信，只是把这种制度当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国古老的权力技术嫁接起来的工具。 所以，怪事就出来了：以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旗帜下的革命政府，不仅随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夺公民权利（比如剪辫），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内，随意改变政体。然 而，革命党人的错误并不足以导致袁氏最终的帝制自为，跟后来的军阀混战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唐德刚先生不是考证过了吗？宋教仁被刺案最终并没有跟袁世凯的直接联系，袁跟宋案的关系更可能像后来的蒋经国跟江南案的关系一样，是手下过于忠实之徒将马屁拍到马腿上的结果。而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不也是革命党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枪，而且连蔡锷都对此表示声讨吗（实际上许多革命党人也对此不以为然，三督之中，广东的胡汉民和湖南的谭延闿实际上都是被迫参加的）？是国 民党人自己破坏了宋案法律解决的可能，既然如此，袁世凯有必要跟革命党人一般见识，毁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吗？事实上，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的大胜，很难说一定刺激和威胁到了袁世凯的地位。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对于国会选举，并没有动用他的行政和军事资源进行干预，一任国民党高歌猛进（事实上，这种干预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容易的，后来的段祺瑞在资源远不如袁世凯的情况下，还成功地操纵了一次国会选举[安福国会]），而且，就当时而言，连宋教仁自己也清楚，就算是由国民党组阁，当时的政体也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依然是强势，大选的胜利，距离威胁袁大总统的宝座还远着呢。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诸巨头孙、黄、宋等人，或者沉迷于修20万公里铁路，或者沉迷于宪政，头脑里有没有夺权的概念都很难说。退一万步说，就是算是国民党的“抢班夺权”行为刺激了袁世凯，那么经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治和军事运作，袁世凯不仅消弭了国民党的势力，也消灭了原来对他的种种制度上的限制，甚至成功地赢得了舆论的同情，有什么必要非要一步步走到帝制的火炉上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最终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不仅是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传子（指定下届总统），就算袁世凯是个超级的野心家， 皇帝的名位对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富有政治经验、老于世故的他，难道看不出这里的政治风险吗？为了一个虚名而去冒险，像个“当代曹操”的作为吗？

当然，对此，唐氏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袁世凯的思想旧，满脑子都是中国传统的统治术。这一点，相信熟读《资治通鉴》的唐德刚先生，特别有感觉。的确，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怎么看都有古代权术的影子，唱了很多看似高明的老调子，玩了些许其实并不高明的小伎俩。唐德刚采访过的顾维钧（当时做过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也认为，袁世凯根本没有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仰。当然，袁世凯从教育背景来看，的确比孙中山要旧些，但这个背景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袁世凯必然头脑冬烘， 不会赞同向西方学习。唐氏自己也说，在清末新政的时候，袁世凯是个相当新的人物。其实，当时的袁世凯岂止“新”，他可以说是新政的关键，新政以全面学习西方为目标的改革，在军事、警察、邮政、司法、行政和教育等诸方面，都有他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当时的他，甚至跟立宪派也有密切的联系，清朝的预备立 宪，如果没有他这样的重臣推动，肯定不会那么快。从那时起，他的夹袋中就已经储备了一干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其学识和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并不逊于革命党 人。退一步，如果非要说袁世凯思想旧，那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旧不旧呢？当时的袁世凯不过是在抓权揽权集权，但民国的各项改革比如司法、行政、警务、 税收等等仍然在一板一眼地进行，绝不含糊。可孙中山却执意要将一个原本已经很有西方政党色彩的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所有党员分出等级，都要 对他绝对效忠，还要打指模宣誓。这一套，唐氏说是来自基督教的仪式，错了，那是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门）做洪棍时学来的，不信，可以查查洪门的 《海底》。唐德刚先生说此时的孙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是不对，其实是一面，只是孙中山走得更远，一头扎到极端专制的黑社会去了。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一个国家大的政治举措和制度的变革，背后必有当局者对情势的考量，主观的因素往往只起次要的作用。晚清以降，由湘淮军兴起导致的地方主义 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已非一日。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太后去世后朝廷的满族新贵，不惟成立 皇族内阁，开罪了立宪派，还贸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的结果。群龙无首的武昌起义革命士兵，只是在恰当的时机，点着了本该燃烧的干柴。而辛亥以后，地方主义更加不可遏制，各地当权者，无论新旧，都是据地自雄的军阀。孙中山号称是独 立各省拥戴的大总统，但没有一个省给他一分钱。连政府的开张费用，都是那个当了状元不做官的张謇借来的。赶走国民党人，唐德刚先生说是袁世凯在削藩，但是实际上是削了弱藩换上了强藩，龙济光、张勋、李纯甚至袁世凯最得力的大将冯国璋，占了国民党人的地盘之后，都不太听招呼了。二次革命后，看起来大获全胜的 袁世凯，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五代十国的局面，连昔日言听计从的北洋诸将，此时都成骄兵悍将，不仅不听政令，甚至连上解款也日益含糊起来。所以，我们才看到 了一系列的变革，什么废督，什么虚省设道，什么文官政治，甚至包括设立将帅团，统统都是冲地方的大小军阀去的。然而，这种与虎谋皮的举措，具体实行起来， 不用说是障碍重重，推行得好是艰难。在这时候，显然袁世凯想起了当年在大清国的情景，皇帝的权威之重，即使像他这样权倾朝野、盘根错节的人物，想要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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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转载）

在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 张鸣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 戊等一起倒乙。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 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 “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 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 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 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

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绝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 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 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 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 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它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 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 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它地方也 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的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它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 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 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 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 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转载自天益网 (http://www.te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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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贴：杨鹏《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终结》

今天从网上发现了这篇文章，大概是近二年的。虽不知何方神圣，但心内十分仰慕。 我负笈海外，淹留日久，时时起长铗归来之叹。幸而能从互联网上读到好文章，聊解思念故国之情。对作者的思想和文笔钦佩之余，更对祖国的未来具有信心。羁留 海外的我，对祖国知识界当下的焦点不曾有深入的了解。真希望能得到些指点。
 
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终结(转载)
 
● 杨鹏
 
近几年，经济学话语霸权的出现和引起的争论，成了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现象。目前围绕它的争论似乎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但是，当前经济学话语霸权终结的明显趋势，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在中世纪的西方，宗教支配了思想活动，因此，思想界毫无例外地受“宗教话语霸权”支配。但从十四世纪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宗教话语霸权”日见衰落，思想 的开放和自由化使各种话语系统都得到了发展，但同时，由于思想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和分工尚不明显，思想家们往往对各种社会问题有着广泛的兴趣，并不受学科专 业约束地运用着他们认为合适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其研究成果也往往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时候，西方思想界没有“话语霸权”这种感觉和概念出现。
十九世纪之后，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思想家们也走上了分工和专业化道路，逐渐形成了明确分工的学科专业，不同学科专业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和研究范围及自己特有的一些思想方法和概念。专业日趋分离，相互隔离日趋严重。虽然有无数人倡导在专业分工基础上的综合，但没有能改变专业分工细化的主流 趋势。不同学科专业后面，是不同知识结构的专业研究人士，是不同的专业群体氛围，是不同的话语利益和权力结构。
所谓一个学科专业的话语霸权，是指人们开始用这个学科的思维方法和概念，去解释其它学科专业研究对象和领域的现象。而且社会用语中，该学科的概念占的比例 较大。话语与话语关系的背后，还是人与人的关系。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提法和争论的出现，是一个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学家“侵入”其它学科的传统地盘引起的利益和 权力斗争问题。不满经济学话语霸权，除了专业本身的考虑外（如经济学家在非经济学专业的外行，经济学方法对非经济现象解释能力的有限性问题等），当然还有 一个其它专业的研究人员们维护自己生存空间的情绪在内。霸权这个概念的背后，就是平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提出，就是非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希望争取与经济 学家平等的社会话语影响力。在西方，经济学方法侵入法学、政治学的领域，尤以近几十年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为代表，但是，在西方还远远达不到 什么“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程度。“经济学话语霸权”现象在中国学界话语体系竞争中显得如此突出，确实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
按照“经济学话语霸权”的表述法，任何一种话语要素的相对地位和相对价格，是由此话语要素的市场供求决定的，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也不是经济学家（作为 经济学话语的供应者）群体意志的结果，重要的是市场话语供求的均衡关系。但追溯中国二十年来话语现象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正是政治意志变化决定了中国学科 专业地位的变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不是“经济学话语霸权”，而是“哲学政治学文学霸权”。那时的话语市场，对文革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理论的 否定，对未来世界的憧憬，似乎集中运用了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话语，而那时的学界和社会名流多是美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极少经济学家在 内。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整个九十年代，经济学话语霸权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斗争中逐渐生成，在国家政策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政策下，在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大氛 围中逐渐发展，终于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初期的“哲学政治学和文学霸权”。社会名流中，经济学家的人数迅速上升，而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则功成身 退，从社会焦点中渐渐消失了。经济从思想层面看，中国入世，是经济学话语从嘴上和纸上走到权力上的最终结果，也是经济学话语霸权的顶峰。学科专业相对地位 的滑落，就是后面的人的地位的滑落。文革时期经济学家孙冶方和顾准，身处“经济学话语无权”的时代，恐怕也不免一种“经济学话语的悲凉”。
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及中国的入世，使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已成定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是一个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口号了，经济学话语与中国宏观改革的关系随之而 淡化。革命本身的成功否定了革命自己。经济学家们当然不会功成身退，他们还会继续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但是，可余下的生存空间在那儿呢？从经济学领域的竞 争上看，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外留学的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方便，使中国经济学家不得不与国外经济学家直接竞争了。十多年前那种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知 识，将其与中国现实对应一下就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占有话语霸权的时代结束了。中国经济学家不得不转而认真地研究中国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力求将这些关系 抽取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这才是真正的“自有知识产权”，但是，这可是中国经济学家绝对的弱项。另外，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研究，建立在经济数据全面及时 准确的基础上，这可受制于我国经济数据的政治管理制度，不是经济学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内能解决的。在这个情况下，经济学家的生存空间拓展只有两个方 面：一是走向微观和量化研究，使自己的成果能为政府和企业的微观和量化需要服务。二是向传统的非经济学研究领域进军，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其它非经济 领域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经济学话语霸权”问题成为一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当它成为一个霸权现象，也就是它从焦点关注中消失的开始。
今天，国家政策的最大变化，就是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了“建立法治国家”，法学的空间迅速增大。如果考虑到将政治问题法律技术化处理，那么今天的中国 的政治问题研究将更多采取法律话语来进行。市场经济的成熟化发展要求一个法治环境的生成，特权问题、腐败问题解决的方向，要求一个公平透明的法律制度，而 民主建设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法律制度的转变的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公平的角度，公平透明的法治国家建设，已上升为最重要的社会焦点问题。社 会用语中法律用语迅速增加。由于市场需求的猛增，法律话语要素的稀缺性迅速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话语霸权”时代的开始是必然的，而且时间绝对会延续 十多年以上，直到中国完成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问题。而且，不是法律问题的经济学解释（与象当前许多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而是经济问题的法律解释将成为趋 向。不是社会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占主流，而是社会现象的法学解释占主流。看看今天的电视和报纸，人们关心的主要社会问题已经济法律化，话语表达也正走向法律 化。我相信，十年之内，大众传媒将从追踪经济学家转而追综法学家，法学家将走上地位上升和收益上升的丰收时代。也许十多年后，一些经济学家会参加进否定 “法律话语霸权”的队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在中国话语要素的相对地位变化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此我还有一个预测，这就是哲学宗教伦理文化话语要素的市场空间将紧随着“法律话语霸权”的终结来到来，因为人不能仅靠面包活着，人也不能仅靠制度活着， 一个民族不能长期没有信仰。当中国按照当前的趋向，如果能顺利完成经济市场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成熟的民主法制国家），那么，宗教哲学伦理 文化话语要素的相对地位又将上升，以解决信仰空白和中国另类的超越西方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宗教哲学伦理文化话语霸权”的时代将缓缓到来，但那一定时十年 以后的事了。等到那个时候，中国才算真正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道路，而那时，“XX话语霸权”的提法和争论，也将从中国历史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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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的新聞——擬預言

下面這段文字摘錄自高爾泰的散文《常書鴻先生》﹐見于《讀書》雜誌﹐２００２年第９期。據高爾泰稱﹐此游戲文字是在１９６８年初秘密寫給當時正在挨整的常先生夫婦的。在偏遠的敦煌﹐大年三十﹐高爾泰躲過了革命群眾的眼睛，來常先生的棚子裡探望。本想吃頓年夜飯﹐卻害怕燉雞的香味會引來災禍。最終，高爾泰只撕下一只雞腿匆匆而去﹐留下這張字條﹕
明年的新聞——擬預言
一月零日 毛主席下令對蘇聯實行軍管，軍管組駐在位于中蘇邊境之赤塔。因此蘇聯的革命中心，亦已由莫斯科轉移到赤塔云。
一月一日 蘇聯《文學報》改名《衛東》雜志，复刊發行。刊文揭露托爾斯泰在雅斯那雅波良納放債收租，剝削農民的事實，并登出租契照片若干，使人看后，肺都要气炸了。該文編者按指出，列宁撰文紀念這個大地主，是嚴重的路線錯誤。
六月六十日 湘潭中學全無敵戰斗小組在席呂塞爾要塞的夾牆里搜出大量信件，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企圖通過一個叫梅西金的坏蛋，前往西伯利亞勾結一貫為沙皇效勞因而獲寵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真是卑鄙無恥到了极點。
九月二十五日 為了迎接中國國慶，日本革命委員會和古巴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成立大會都拍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稱為最最最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人民日報》先后發表《紅太陽照亮了富士山》和《加勒比海的春潮》兩篇社論，表示祝賀。
十二月二十日 紐約紅衛兵抄家抄得黃金無數，決議在紐約港口被砸爛了的自由女神像原址，豎一毛主席金像代之。
十三月三日 牛津、劍橋、哈佛等校聯合慶祝教改胜利，介紹經驗云：基本教材是毛選四卷加農場勞動。
百月五日 國際科學家協會舉行學毛選模范授獎大會。給哥白尼、達爾文、愛迪生、愛因斯坦等人發獎。因為一切發明創造，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成果。有人建議給馬克思也發一獎，正在研究中。有人建議給香港馬會的常胜馬發獎，以別有用心罪被捕。

余生也晚﹐雖然從這段荒誕離奇的文字上能細讀出當時的局勢及作者的憤懣﹐但畢竟與那個時代的切身感受隔了一層。從書裡讀出來的﹐不如刻在記憶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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