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人之可用〉

这一篇〈论华人之可用〉，见于郑振铎先生编的《晚清文选》，（生活书店1937年初版），放在严复的名下。1962年，中华书局委托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一部《严复集》。经过考证，编纂者对于此篇是否为严复所作提出质疑，所以没有收入1962年的《严复集》中。1962年的质疑与1937年郑振铎先生的收录，各有其见解。对于2008年的我来说，无论该文作者是不是严复，他的口吻和从中透出的阅历，与严复实在很像。

此文互联网上还见不到。我就花了一点时间，从《晚清文选》中把这篇〈论华人之可用〉敲录下来，为网络上的人文资源添一块砖。

论华人之可用

严复（？）

今之策时局者，鳃鳃以乏才为虑。夫虑之诚是也，然所谓才者无一定之准的，非必有体国经野之模，战胜攻取之勇，始得谓之才也，即片长薄技，各食己力，其致功也勤，其为谋也忠，亦无不可谓之才。今始语人曰：中国人之职业勤，莫不讶然异。又使语人曰：中国人之谋事忠，莫不哑然笑。不知无容异，无容笑也。诚以浅近琐屑之事证之。通商互市之区，凡所谓洋关洋行领事馆等，主之者洋人，而华人之司事其间者，或理账目，或操笔札，等而下之又有奔走使令之役，每所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责有专属，无推诿也，时有定晷，无虚旷也。非礼拜不得治私，非要事不得请假。凡夫朋友之酬酢，亲戚之往来，即有疏略，在彼可以自解，在人亦可相谅，则谓之不勤于作事不得也。洋人在中国，非传教经商，即办理交涉事宜，究其要诀，在熟识人情，习知华事。顾欲识人情知华事，非通语言，识文字不可。而洋人在中国，能通我之语言者，百不得十焉，能识我之文字者，百不得一焉。然往往见微知著，凡华人之俗尚好恶，与夫一切情伪，无不洞若观火，岂真有先觉之贤哉？亦得之为彼 司事之华人为多也。夫华人得其薪赀，既与之勤恳办事，又复出其余力，导之以几微曲折之故，俾之阅历愈深，世故愈熟，无丝毫之隔膜，欲谓不忠于为谋不得也。或者曰：子之言过矣。由前之说，以食毛践土之俦，不思效用于国家，而甘为洋人服役，虽勤何足取。由后之说，以中国之人道中国之弊，无异不肖子弟，将家庭暧昧之事，播告邻里乡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而子顾许之以忠，不亦悖乎？噫为是说者，抑亦勿思甚矣。天下立言之理，但当就事，而责人之道，亦当不为己甚。 中国人之为洋人办事者，类不过能操洋语，善探主意，固非读书明理者比。必以大义绳之，殊觉不恕。况食其禄者忠其主，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吠非其主。对镜参观，彼之竭尽心力，冀图酬报，亦为天理所当然，人情所必然也。曰：华人为洋人办事，既如是之勤且忠，而为中国办事，往往不然。且即以为洋人办事之华人，授之中国之事，亦若有迁地勿良之慨，则又何说？曰：此非任事者之过，乃用者之咎也。洋人用人，功过必分，赏罚必明，设有偾事，立遭屏斥。其谨慎小心，始终无怠者，不特优加薪水，或以他事托辞，则为之先往，或当新旧交替，则为之敦托。不幸而积劳病故，有抚恤之典，有捐助之款，俾其父母妻子，藉以养赡，藉以成立。此虽外洋之公例固然，然而仁至义尽，实足感动人心，无怪人之乐为之用也。中国则不然，其用人也，率顾一己之私情，不问人之能否。偷惰者未必见责，操劳 者未必获奖。夫人情不甚相远，既无利害于其间，何苦独为其难。久之锐气渐消，颓丧成习，而于所当为之事，废驰败坏，遂至不可收拾。由是言之，其所以致此之弊，亦较然著明矣。抑又闻之，西人之言曰：华人中经营贸易之事，独为擅长，至开垦耕种，能耐劳苦，尤非他国所及。华人愈多，市埠愈甚。呜呼！洋人借重中国人也如此。中国乃不能鼓励人材，如货之弃地而不惜，致使灰心短气，糊其口于四方者实繁有徒。是不惟楚材不为晋用，而晋材反为楚用也。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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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图录（五）

日清韓談判之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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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图录（四）：威海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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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图录（三）：平壌攻撃電気使用之図

平壌攻撃電気使用之図

小林清親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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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鸡百年

王敦
 
野鸡百年
中国的官场与欢场，“潜规则”似乎是相通的，晚清人不傻，一百年前就把这事儿给说透了。下面这一则“俏皮話”见于１９０６年上海的《月月小说》第一号，抄录如下：
野雞
野雞訟於冥王曰。我本是一極有文采之物。故聖王亦繪我之像于衣服中。名我為華虫。何以近來上海胡家宅一帶之流娼。亦襲我之名。冥王曰。時勢不同也。古聖王重爾。故取以繪衣。今人不重爾。故借爾以名流娼耳。野雞曰。不然。今之二品官。亦繡我為以補服。何云不重。冥王沉吟曰。既如此。我交代世人。 將來這些二品銜的官。也叫他做野雞官。給你一點面子罷。
把事儿说得巧妙要靠修辞。修辞的作用，我觉得用最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在本来没有关联的语片之间创造意想不到的关联，让人若有所感，并且念念不忘，甚至对我们 的认知和判断造成影响。这则“俏皮话”题目里点出“野鸡”，结尾落在“野鸡官”上面。短短的一百多字里已经完成了若干次对“野鸡”这个喻体的修辞转换。下 面试分析一下：（很清楚自己在修辞领域是外行，难免有说错的地方，还请内行朋友指教。）
1，野鸡与“华虫”
虽然我不十分明了中国古代服饰里面的象征含义，但大略也能猜出在官服上，野鸡的华丽被借喻成了尊贵。
2，妓女与野鸡
在晚清的上海，野鸡俨然已经成为了妓女的隐喻：妓女为本体，野鸡为喻体。关联特征为：在外表上，二者都花里胡哨，艳丽招摇。
3，野鸡与冥王的对话
“冥王”是社会历史语言的体验者和裁判，就如同我们每一位“读者”一样。野鸡作为“本体”直接出面，批评它在晚清社会语言中的新修辞隐喻不公平，实在是滑稽。
4，官与“野鸡”/妓女
终于，在官和妓女（加了引号的“野鸡”）之间，建立了隐喻关联，官为本体，妓女/“野鸡”为喻体。官对他的上司，就如同妓女对她的恩公。官不“爱”上司，妓女也不爱恩公，爱的是上司和恩公的权与钱。但是，官要拍好上司好发财，妓女也要忸怩作态好进帐。官员和妓女，表面上都要以本行业的方式招摇取媚于贵人，内心里想的却是抓住机会多捞一点是一点。到这里，冥王沉吟之后做出的评判，也就让读者觉得合情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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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转载自《南方周末》）

曹汝霖给西太后讲立宪
● 张鸣
清末新政，立宪是最响、也最持久的呼声。后世把当年推动改革的人称为立宪派，其实，在当时，朝野上下，像点样的官绅和绅商，差不多都是立宪派，更不消说那些留洋回来的、新学堂出来的学生仔了。光绪二十七年初（1901）， 西太后和光绪尚在避难地西安，新政就揭开了序幕，第一项改革，就是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于是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跟西方接轨的政府部门。其后拖拖拉拉，几年动静不大，无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当年戊戌维新的旧稿。但是这一抄，抄得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门徒很兴奋，立马高调鼓吹立宪，民间舆论也跟着热闹， 依托租界的报纸，差不多都在跟着境外的《新民丛报》的调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改改官制，出台几项奖励办学和工商的政策了，他们要求，制度要有一个根本上的变动，正经八百跟西方接轨。
到了1904年， 俄国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打了一仗，这仗，日本赢了，赢得很体面。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说这是中国的耻辱，人民都很愤怒等等。但是在当时，很多下层中国人，比如马贼张作霖和冯麟阁之流，给日本人做密探，当然也有一些人给俄国人做。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了砍头，还被拍成新闻片，不巧让在日本留学的鲁迅看到，沮丧的他弃医从文，这已经是后话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另一部分生活比较优越的中国人，尤其是热衷于改革的中国人，对日本人战胜其实是兴奋的。因为此前，凡是持保守观点的人，都认为俄国能赢，而主张变革的人，大多认为日本能赢。日本的胜利，在变革派看来，不仅给黄种人争了口气，而且说明，在落后的东方，只要坚持变革，就可以由弱转强，而变革的关键，大家公认，是立宪。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甲午年日本打败中国，已经让国人举国震惊，这次居然连西方强国俄国也打败了，国人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这一惊，也惊动了在颐和园纳福的西太后，因为自日俄和约签订，宫门之外，就不那么清静了。不仅张謇、汤寿潜这样的名绅开始鼓噪立宪，连朝廷的达官贵人，也坐不稳椅子，思有所为。袁世凯和瞿鸿禨在官场上是政敌，明争暗斗无日或无，但此时却一致认为，我大清该立宪。甚至连名声一直不大好、却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亲庆亲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凯，半吞半吐地说着立宪的好话。地方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也对立宪表现出相当的热情。奏请立宪的折子，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摆在了西太后老佛爷的案头上。

西太后自逃难归来，脑子已经变得很开通了，整天介跟一群西洋贵妇（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惯也忍着，还时不时地赏她们一点中国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质层面的玩意进来，对这老太婆来说，最担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动荡。立宪究竟会怎样，她心里还是没底。这时候，一个人进入了她的视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回国应留学生考试，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进士头衔。此人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了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但是在1905年，尚无此恶名，在政府里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ht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绪的召见。召见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关照，告诉他此次召见，老佛爷必定有所垂询，让他留意准备。果然，西太后开门见山，上来就问日本的立宪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立宪，立宪前都到哪些国家考察过，以哪国的宪法作为蓝本，议会的上下两院如何，议员是怎样选举的等等。很明显，在召见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日本议会的知识，她最担心的，是立宪开议会之后，会出现乱局，因此，西太后特别问道，日本国会开会，是不是时常会有党派争吵？曹汝霖回答说，是这样的，但是朝议决定之后，各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议了。比如日俄战争，开仗前争议很厉害，但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 日本国会的两大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听到此，西太后长叹一声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显然，曹汝霖的陈述，并没有消除西太后对立宪后出 乱子的担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识到此，马上对了一句：“以臣愚见，若是有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西太后听了很诧异，提高声音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曹汝霖回答说，团结必须有中心，立了宪，宪法就是国家的立法中心，议员都是人民选出来的精英，是人民的领导中心，内阁总理大臣，是 国会和皇帝钦命的，属于行政中心，后两个中心，都围绕着宪法中心做事，如果意见不一致，总理大臣可以被弹劾，总理大臣也可解散议会重选。只要总理大臣选对了人，国会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济。听到这里，据曹汝霖回忆，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顷不语”。

曹汝霖的这堂政治学课作用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确实讲了，而且属于比较有分量的一讲。此后，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 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 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稍微懂点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满族亲贵，多数都属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围而言，那时西方各国的代议制，由于没有实现普选，基本上处于精英权力分享的层面。 当时清朝的立宪，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 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孙却不明白，一场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纨袴上了台。结果，皇族内阁以及朝廷一系列 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使得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所有官绅和绅商，都凉了半截，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报应来得很快，1911年4月，皇族内阁未问世之前，革命党人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统帅的广州起义，一败涂地，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却夺下了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几个月的寿数，就让这些头脑冬烘、却又自作聪明的纨袴子，丢了祖宗的江山。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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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词的遭遇：“不可思议”在晚清

王敦
一个词的遭遇：“不可思议”在晚清
 
词语在历史中的冷暖遭遇就如同世事一样难料，特别是在晚清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局之中。最近在读晚清书刊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词——“不可思议”。1900年前后，从严复到梁启超再到当时标新立异的科幻小说家们，写文章时都离不开它。
 
“不可思议”这个词虽然在晚清时髦，但它其实并不是诸多“新名词”中的一个，而是个古词，一开始是披着袈裟混进汉语里来的，由后秦的西来高僧鸠摩罗什所发明，出现在他译的《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里：“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 在 他译的《妙法莲华经》里也频频出现“不可思议”，很煽情。中国先秦时候的思想家喜欢用“日用常语”说话，到了魏晋以后抽象的思辨语言与表达手段才变得“天花乱坠”起来。（想象一下古印度人“忽悠”起来时的语言和神态就明白了，其实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在后来的佛书里，这个也“不可思议”，那个也“不可思议”。（日语里的“不思議”一词，口气和中文“不可思议”一样，莫非也是同源？不知道在明治维新那会儿的欧风美雨之中，日本人是不是也把“不思議”当作 口头禅？）
 
最近是在翻看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时开始注意到“不可思议”的。严复在下卷〈论十·佛法〉的案语里把这个词讲解了一番。严复说它本来是佛书里“最为精微之语”，但是后来由于“稗贩妄人，滥用率称，为日已久”，所以“渐失本意”，真真“斯可痛也”。他说要想搞明白“不可思议”的含义，就要把它和另外三个看起来很像的词——“不可名言”、“不可言喻”、“不能思议”——区分开。按照严复的区分：“不可名言” 就是对奇奇怪怪的事儿说不清楚解释不明白；“不可言喻”就是心有感而很难用言语表达；“不能思议”是说从经验出发，不做归纳和演绎思考。而这三种情况对他来说都够不上“不可思议”的真谛。
 
“不可思议”到底是怎样的境界？严复说：“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举例说，“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我觉得根据严复的意思，“不可思议”的境界代表着超越了经验和表象的真理范畴——不可思之也不可议之——无法通过日常经验来肤浅地想象或求证——所以在“日用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 。
 
除了联想到佛教、印度人、严复、东洋人以外，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一词在晚清小说领域里听着特别耳熟。再一想，想到了梁启超1902年的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果然，翻开头一段：“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所鼓吹的“新小说” 有“新一国之民”这样大的功效，迥别于历来人们读传统小说的感受，更没法子来解释论证，真是牛得很。所以这“不可思议”一词，在梁启超的行文中很煽情很关键。
 
最近读了几篇晚清的科幻小说（当时在小说杂志上叫做“理想小说”或“科学小说”），发现简直是以小学生水平的科学“大跃进”。我所见到运用“不可思议”最狠的，还是徐念慈（1875-1908）。在一万三千字长的《新法螺先生谭》[1]里，他“不可思议”了八次。“法螺”的意思是做佛事用的乐器，在方言里有“荒诞不经”的意思，正好可以来形容这篇小说的风格。在小说里“新法螺先生”讲述了他自己漫游地心、太空，并发明“脑电”的经过：
 
新法螺先生有一天跑上了众山之颠——这里竟然是诸星球吸力冲击之交点——搞得他“颠倒舞弄”，躯壳与灵魂震荡分家，从此具有灵、肉分离的能力。然后，他将自己的灵魂之身炼成一种“不可 思议之发光原动力”，本欲藉此光以导中国之奋起，无奈中国人过于萎靡不振，与欧美人相差太远。绝望之余，新法螺先生失手将灵魂抛掷于地，不料在灵魂里面 “实存一种不可思议之弹性”，竟一直向上弹出“空气界”外，因而展开灵、肉二分的冒险。他的躯体部份，跳进火山口，下坠到地底之中国，他见到了居住在地心 的“黄种始祖”，并从“内、外观镜”里看到中国现状的败坏。新法螺先生的灵魂弹向宇宙太空后，见识了水星上的“造人术”和金星上的物种进化。后来因为靠近太阳，加上速度太快，他的灵魂失去了知觉，回返地球，落入地中海中，与肉身会合到了一起。（就像神话里说的那样“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似乎世道也已经变了。）他在地中海碰上了强大的中国舰队，便和中国舰队一起归航。回来后，他在上海参加催眠术讲习会，大受启发，因而结合自己的灵肉分离经历而发明出“脑 电”感应。（这项伟大的科学突破，具体怎样，也实在不可能说得太清楚，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是互联网无线网络与生物工程、新能源的结合体，在人脑之间既可以 传递思想和信息，又可以输送能源。）他开办学校讲授生电法、发电法、用号法、记忆法、分拆法、综合法六法。（后四法很像电报员发报培训。）于是，学习者遍 布全世界。由于“脑电”使用，曾经最时髦的电报电话至此全部过时，曾经最快捷的铁路轮船也旅客锐减。所以，脑电“新科技”造成了全地球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 失业。不满份子开始怪罪新法螺先生，并群起攻之。 新法螺先生为避难计，不得不暂避其锋，潜踪归里……
 
小说里众多的“不可思议”之处，恕不一一列举了。笔者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不是新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本身，而是新式小说这种演义未来、俗讲科学的方式。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新法螺先生俨然比阿Q更开化，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阿Q的眼睛里，“假洋鬼子”可能也是一样地“不可思议”，虽然他不说“不可思议”，只说“妈妈的！”）如果是阿Q来讲“脑电”的发明，他可能会说：“妈妈的！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多啦！等我们以后有了脑电——比你们又阔多啦！”不管是像梁启超、徐年慈那样编造“以后”还是像阿Q那样夸口“先前”，都间接说明了“目前”的无可救药。——堂堂的天朝大国，居然让王胡、小D一样的日本国欺负，真够“妈妈的”。一百年后的今天，从这个角度回头看，晚清对“不可思议”的热衷还是可以“思”、可以“议”的。

[1] 这篇小说是由“昭文东海觉我戏撰”。“东海觉我”就是徐念慈的别号。小说前面有一段文字交代其写作因由，说是受到包天笑（天笑生）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的启发而尝试创作了这篇《新法螺先生谭》。三篇小说合刊为一书，叫做《新法螺》，由上海小说林社1905年出版。包天笑的那两篇，是转译日本岩谷小波的日文本，说的是德国十八世纪男爵 Münchhausen 著名的吹牛故事，在欧洲曾经以各种文字流传。我小的时候看过现代汉语译本，叫做《吹牛大王历险记》。《新法螺》这本书在上海图书馆里有收藏。我2006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楼里的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也看到过。这三篇“法螺”也被收入于润琦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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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已残，吾人将老……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说的就是这个罢。……

刘鹗 《老残游记》自叙

婴儿堕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环绕，其哭也号陶。然则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
马与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终始，可谓辛苦矣，然不知哭泣，灵性缺也。猿猴之为物，跳掷于深林，厌饱乎梨栗，至逸乐也，而善啼；啼者，猿猴之哭 泣也。故博物家云：猿猴，动物中性最近人者，以其有灵性也。古诗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断人肠。”其感情为何如矣！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哭泣计有两类：一为有力类，一为无力类。痴儿呆女，失果则啼，遗簪亦泣，此为无力类之哭泣；城崩杞妇之哭，竹染湘妃之泪，此有力类之哭泣也。有力类之哭泣又分两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尚弱；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 《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之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陶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想思向谁说？”曹之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万艳同杯”者：千芳一哭，万艳同悲也。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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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星气•爱力……

〈导言二·广义〉（《天演论》上卷6-7页），出自严复（1853-1921）译述《天演论》，收自《严译名著丛刊（第一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
复案：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又为论数十万言，以释此界之例。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今就所忆者杂取而粗明之，不能细也。其所消翕以聚质者，即如日局太始，乃为星气，名涅菩刺斯，布濩六合， 其质点本热至大，其抵力亦多，过于吸力。继乃山通吸力收摄成珠，太阳居中，八纬外绕，各各聚质，如今是也。所谓辟以散力者，质聚而为热、为光、为声、为动， 未有不耗本力者，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热。地球则日缩，彗星则渐迟，八纬之周天皆日缓，久将迸入而与太阳合体。又地入流星轨中，则见陨石。然则居今之时， 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质之事，亦方未艾也。余如动植之长，国种之成，虽为物悬殊，皆循此例矣。所谓由纯之杂者，万化皆始于简易，终于错综。日局始乃一气，地 球本为流质，动植类胚胎萌芽，分官最简；国种之始，无尊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亦无通力合作之事。其演弥浅，其质点弥纯。至于深演之秋，官物大备，则事莫有 同，而互相为用焉。所谓山流之凝者，盖流者非他，此流字兼飞质而言。由质点内力甚多，未散故耳。动植始皆柔滑，终乃坚强。草昧之民，类多游牧；城邑土著， 文治乃兴，胥此理也。所谓由浑之画者，浑者芜而不精之消，画则有定体而界域分明。盖纯而流者未尝不浑，而杂而凝者，又未必皆画也。且专言由纯之杂， 由 流之凝，而不言由浑之画，则凡物之病且乱者，如刘、柳元气败为痈痔之说，将亦可名天演。此所以二者之外，必益以由浑之画而后义完也。物至于画，则山壮入老，进极而将退矣。人老则难以学新，治老则笃于守旧，皆此理也。所谓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亦天演最要之义，不可忽而漏之也。前者言辟以散力矣。虽然，力 不可以尽散，散尽则物死，而天演不可见矣。是故方其演也，必有内涵之力，以与其质相剂。力既定质，而质亦笵力，质日异而力亦从而不同焉。故物之少也，多质 点之力。何谓质点之力？如化学所谓爱力是已。及其壮也，则多物体之力。凡可见之动，皆此力为之也。更取日局为喻，方为涅菩星气之时，全局所有，几皆点力。 至于今则诸体之周天四游，绕轴自转，皆所谓体力之著者矣。人身之血，经肺而合养气；食物入胃成浆，经肝成血， 皆点力之事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俗曰脑气筋。以达脑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自欲以前，亦皆点力之事。独至肺张心激，胃回胞转，以及拜舞歌呼手足之事，则体力耳。点体二力，互为其根，而有隐见之异，此所谓相剂为变也。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 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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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图录（二）：日本大勝利海戦之図

日清戦争　日本大勝利海戦之図　尾形月耕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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